陕北的春天总是来得迟，也来得野。

　　过了清明，风才渐渐软下来。黄土峁梁上的杏花开了，粉粉白白的，远远望去，像落在坡上的一团云。如此过些时日，地就暖透了。父亲扛着锄头下地，母亲在窑洞里收拾家务，而我最欢喜的，是晌午时分窑洞垴畔上升起的那一缕炊烟。

　　在陕北，判断一户人家日子过得是否殷实，不用看别的，单看窑洞垴畔上那缕烟就知道了。

　　穷苦人家的烟，稀薄、飘摇，像一声叹息，飘不了多高就被风吹散了。而殷实人家的烟，粗壮、厚实，腾腾地往上蹿，带着一股子底气。奶奶常说：“烟旺，日子就旺。”

　　我家那孔窑洞，坐北朝南，背靠黄土坡，门前是一片开阔的场院。场院边上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娃娃都合抱不过来，树冠撑开，像一把大伞。春天槐花开了，满院清香；夏天在树下吃饭乘凉，最是惬意。

　　母亲烧火做饭的时候，我总是蹲在灶火口跟前，看她往灶膛里添柴。灶是土灶，用黄土和麦草砌的，灶膛里烧的是柴火，偶尔也烧玉米芯子。母亲右手拉风箱，“呼嗒——呼嗒——”，左手拿火钳，不紧不慢地拨弄着柴火。风箱推拉间，火苗就蹿了上来，映得母亲脸上红扑扑的。

　　炊烟从窑洞垴畔上的烟囱里冒出来，先是黑的，接着变灰，最后变成青白色，袅袅地升上去，融进黄土峁梁的背景里。

　　那烟里的滋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春天的炊烟里，有洋芋擦擦的香味，有酸菜的冲鼻味儿，偶尔还有炖羊肉的膻香。母亲做洋芋擦擦最拿手，洋芋擦成薄片，拌上面粉，上笼屉蒸。灶火旺的时候，蒸汽从笼屉缝钻出来，和炊烟搅在一起，整个院子都弥漫着一股甜香。

　　我和弟弟坐在老槐树下等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就仰头看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烟浓了，说明火正旺；烟淡了，说明饭快熟了。我们像两个小哨兵，时刻监视着炊烟的变化，烟囱基本不冒烟了，就欢呼着跑向窑洞。

　　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围坐在炕上。父亲从地里回来，满身黄土，站在院子里拍打干净，才进屋上炕。母亲端上洋芋擦擦、酸菜汤、腌萝卜，有时候还有一小碟油泼辣子。一家人吃得热火朝天，窑洞里全是欢声笑语。

　　吃完饭，父亲靠在被垛上卷旱烟，母亲收拾碗筷，我趴在窗台上写作业。窗外的炊烟早已散去，但窑洞里还弥漫着柴火的余温，暖烘烘的。

　　后来我去了城里念书，再后来留在城里工作。

　　城里的厨房没有灶台，用的是燃气灶，开关一拧，蓝色的火苗就冒出来，干净、方便，却少一点点烟火气。抽油烟机呼呼地转，油烟被吸走了，什么味儿也留不住，念想自然也少。

　　每到春天，我总想回老家看看。不为别的，就想看看窑洞垴畔上的那缕炊烟。

　　去年“五一”，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回了趟老家。

　　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坐在炕上，耳朵背了，但眼神还好。母亲在灶前忙活，还是拉那个老风箱，还是烧柴火。父亲在场院里劈柴，斧头落下，“咔嚓”一声，木柴应声裂开，松脂的香味飘过来。

　　女儿没见过土灶，趴在灶火口看，好奇地问：“奶奶，为什么不用燃气灶？”

　　母亲笑着说：“燃气灶做出来的饭，没有这个味儿。”

　　是啊，没有那个味儿。那个味儿，是黄土的味儿，是柴火的味儿，是岁月的味儿，是母亲天不亮就起身忙活的那些日子的味儿。

　　晌午时，炊烟又升起来了。

　　我站在老槐树下，仰头看着那缕青白色的烟。它还是从前的样子，不急不缓，袅袅上升，像一条系着天的线。线的这头是窑洞，是土灶，是母亲；线的那头，是远方，是城市，是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妻子端着一盆洗好的苦菜从河边回来，女儿追着一只芦花鸡满院子跑。母亲在窑洞里喊：“饭好了，进来吃吧！”

　　……

　　母亲打来电话问我：“啥时候回来？我给你们做洋芋擦擦。”

　　我说：“过两天‘五一’放假就回来。”

　　她说：“行，我把灶火烧得旺旺的，让烟冒得高高的，你们在村口就能看见。”

　　挂了电话，我仿佛已经看见了那缕烟。它从窑洞垴畔上升起来，穿过老槐树的枝叶，飘过黄土峁梁，越过千山万水，一直飘到我的窗前。

　　我知道，那是母亲在等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