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的陕西书坛，在碑学与帖学复兴的交织中，涌现出一批兼具传统根基与时代精神的书家，王雪樵先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书法以“碑底帖面、似拙实清”为核心审美品格，诸体兼擅，且风格统一，于魏碑的骨力、篆隶的古拙、行书的沉雄中，熔铸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我将从他的取法路径、风格特征、精神内核几方面，结合作品探究王雪樵书法艺术的深层内涵。
01 在取法路径上博采碑帖，熔铸经典
他书法艺术的精进，始于对传统的深研。王雪樵的取“法”路径呈“广涉群碑，兼采帖学”的特点，临习范围涵盖汉隶、北碑、晋唐行书等诸多经典，正如韩愈《进学解》所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这种广泛的取法为其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隶是王雪樵书法的重要源头。他对《礼器碑》《衡方碑》《史晨碑》《曹全碑》等经典汉碑的临习，并非简单形似模仿，而是深入笔法内在的领悟。《礼器碑》的瘦劲刚健、《曹全碑》的秀逸圆润、《衡方碑》的沉雄朴厚，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体现。其隶书五言联“饮马长城窟，读书秋树根”，便是对汉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笔画似断实连，暗藏书写韵律，夸张的“燕尾”既强化了隶书的横势特征，又赋予作品以灵动之气。这种处理方式，暗合刘熙载《艺概·书概》中“隶欲精而密，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的审美追求，于疏密对比中营造出古朴而生动的视觉效果。
在用笔上，王雪樵特别注重提按变化，避免了“提按不当造成的滞拙与飘忽”，展现出“逍遥容与的轻松感”，这与蔡邕《九势》中“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的笔法要求相呼应。他的隶书用笔，既保留了汉碑的骨力，又融入了书写时的自然节奏，使静态的碑刻笔法转化为动态的笔墨语言，正如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所言：“碑学之妙，在通其理而达其情。”
北碑对王雪樵的影响同样深远。清代中后期碑学大兴，崇尚“金石气”的审美风尚深刻影响了书坛，王雪樵亦受此风熏陶。他对北碑的取法，侧重体势的劲峭与笔法的斩截，如其行书《春风春雨怨长征》四条屏，体势上保有北碑的斜画紧结，转折处时出方笔，尽显北魏书风的雄健之力。这种对北碑的借鉴，并非刻意追求粗犷，而是如米芾《海岳名言》所云：“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在法度之内寻求自然流露，使碑刻的刚硬与书写的灵动形成巧妙平衡。从王雪樵的书法可以明显看出，帖学的滋养为书法增添了温润之气，而他的行书那种无法隐藏的圆润和秀雅，显然得力于晋唐帖学的熏陶。王羲之《兰亭序》的潇洒流转、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沉郁顿挫，都对他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碑与帖的交融，打破了“碑学雄强、帖学秀弱”的二元对立，阮元《南北书派论》有言：“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北派则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王雪樵却能“于帖学圆润流转中求生拙，以碑学之雄强补帖学之秀弱”，实现了碑帖的有机统一，恰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所论：“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他于晋人之韵中见骨力，于唐人之法中求灵动，终成自家面貌。
02 在风格形成上以碑为底，以帖为面，碑帖结合，势韵相生
王雪樵书法的核心风格可概括为“碑底帖面、似拙实清”，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其对碑帖精髓深入消化后的创造性呈现，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
“碑底”体现为骨力的支撑。无论是隶书的波磔，还是行书的方笔，王雪樵的作品始终以碑刻的雄健为根基，展现出“骨力铮铮”的正大气象。这与卫铄《笔阵图》中“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的理念一脉相承。其魏碑作品尤其凸显这一特征，笔画如刀削斧凿，却又不失自然之态，于刚劲中见灵动，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赞：“北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
“帖面”则表现为气韵的流转。王雪樵在碑学的骨力之上，融入了帖学的书卷气，使作品在雄健之外又添温润。行书“字字独立，而又气息流贯”，虽“较少连带”，却能以笔势的呼应形成整体气韵，这是王羲之《书论》中“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的境界。他的用笔“干净、斩截，即便是连笔处也不拖泥带水”，既保留了碑派的爽利，又不失帖学的流畅，实现了“刚”与“柔”的和谐统一，如孙过庭《书谱》所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王雪樵的书法正是在“平正”与“险绝”的往复中，达成了气韵的圆融。
“似拙实清”是王雪樵书法的另一重要特征。他的作品初观似有稚拙之感，细品则见精妙之趣，这种“拙”并非技艺不精，而是如老子所言“大巧若拙”的艺术境界。其隶书的夸张波磔、行书的斜画紧结，看似不合常规，实则暗含法度于“拙”中透出一股清朗之气。这不就与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主张相契合吗？却又避免了刻意的狂怪，保持着文人书法的典雅品格，也如项穆《书法雅言》所论：“拙异于笨，巧不同于纤。拙者，古雅自然；巧者，劲健洒脱。”
更为可贵的是，王雪樵的书法中蕴含着“引而不发”的“势”。他对书写性的追求中始终隐含着节制的力量，使作品虽有动感却不张扬，如张怀瓘《书议》所论：“夫书势者，如阴阳寒暑，四时调畅，不失其节。”这种“势”的营造，既来自碑刻的体势张力，也来自帖学的笔势流转，在动静之间形成微妙的平衡。其行书作品中，笔画的提按顿挫、体势的欹侧呼应，都在积蓄力量却又不肆意释放，恰如拉满的弓弦，虽未发射却张力十足，展现出“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效果，深得《周易·系辞》“刚柔相济，动静有常”之旨。
在整体气息的处理上，王雪樵追求“典雅或苍茫”的风格。他对古代经典并非亦步亦趋，而是以“沉劲的用笔和夸张的波磔完成对全篇的统摄”，形成朴茂典雅的艺术效果。这种对整体气息的把握，体现了他对书法“气”的深刻理解。曹丕《典论·论文》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书法亦然，王雪樵的作品正是以其独特的“气”，将多样的风格统一起来，形成“骨丰肉润，入妙通灵”（虞世南《笔髓论》）的艺术境界，正所谓米芾在《书史》所评：“凡书贵有生气，有生气者，自然殊异。”
03 对作品精神内核的要求达到了风骨凛然、文心卓然
书法作为“心画”，承载着书家的精神品格。在王雪樵的书法中，流淌着正人君子的风骨，那种勇毅坚韧的品格和沉雄郁勃之气，使其作品超越了技巧的层面，成为人格精神的外化。
这种风骨的形成，与二十世纪初期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家国飘摇，知识分子多以笔墨寄托忧国忧民之情。王雪樵身处陕西，这片承载着周秦汉唐文明的土地，赋予他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其书法中的“沉雄郁勃之气”，正是这种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的结晶，如颜真卿《祭侄文稿》以悲愤之情铸就千古绝唱，王雪樵也以笔墨书写着对时代的感悟。他的作品骨力凛然，似有扛鼎之力，恰如《文心雕龙·风骨》所言：“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同时，王雪樵的书法又不失文人的潇洒和傲岸，展现出传统文人的精神追求。他的行书作品中，虽有碑派的雄强，却又透着一股飘逸之气，如李白诗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这种潇洒并非放浪形骸，而是建立在对传统深刻理解基础上的从容，也如苏轼《和子由论书》所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王雪樵对碑帖的融合，实则是对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体现了文人“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又如黄庭坚《论书》所言：“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王雪樵的书法实践延续了中国书法“书为心画”的传统。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书法作为心灵的写照，始终与书家的人格修养紧密相连。王雪樵以勇毅坚韧的品格，在笔墨中注入了深沉的情感力量，使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之美，更有精神之美。他的隶书古朴典雅，似在诉说历史的沧桑；行书沉雄劲健，如在抒发内心的豪情，这种“书品即人品”的境界，也正是王雪樵在自己的书法艺术上所追求的。
王雪樵的书法艺术，在碑帖交融中开辟了独特的审美境界。他以广泛的取法为根基，以“碑底帖面、似拙实清”为风格特征，以“正人君子的风骨”为精神内核，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书坛独树一帜。其作品既体现了对传统的深刻继承，又展现了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为后世书法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书法的生命力，在于对经典的深入理解、对个性的真诚表达，以及对时代的深刻回应。刘熙载《艺概·书概》所言：“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王雪樵的书法，正是“观物”与“观我”的完美统一，其艺术价值不仅在于笔墨技巧的精湛，更在于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人格魅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