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议。由宋神宗主推的王安石变法，短短15年就草草了结，甚至有人将“靖康之耻”和北宋的灭亡归结到王安石的变法。一个国家的覆灭就像一棵大树，如果根部腐烂，再雪上加霜，就是再给树干打营养剂也都是无济于事的。那么，折家将的衰败是否也与王安石变法有关呢？带着种种疑问，我翻阅了折家将的历史以及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核心内容，颇有感受。

　　在北宋西北边陲的漫天风沙中，折家将的名字如同边塞的烽火，燃烧了近二百年。府州（今陕西府谷）地处黄河要津，是宋、辽、西夏三方势力的交汇点，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个从唐末、五代起就扎根府州的武将世家，在北宋王朝与西夏、辽国的漫长拉锯战中，始终是西北防线上最坚韧的堡垒，“无负与宋”。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的宋神宗时期，朝纲军事、行政管理趋于弱化，朝廷财政空虚，一场由王安石主导、旨在富国强兵的大变法席卷朝野时，折家将的命运却悄然走向黯淡。这场以“强兵”为目标的改革，是否成为削弱这支边防劲旅的推手？让我们今天拨开历史尘埃，探寻其中的深刻关联。

　　折家将：

　　北宋西北的“铁血长城”

　　折家将源于五代乱世中崛起的地方军政集团，其传奇始于唐末的折宗本，家族凭借亲民、忠勇、团结和武力在陕北站稳脚跟。进入北宋，折家审时度势归附北宋朝廷，获得世袭镇守麟府的特权，成为西北不可或缺的屏障和“世袭州官”。朝廷看重的是他们代代忠勇彪悍、战斗力强与熟悉边情利于抚事的优势。

　　世代戍边，血染黄沙，从折德扆、折御卿、折惟昌、折继闵、折克行到折可大等折家子弟前仆后继，在宋夏边境大小战役中屡立奇功。庆历年间（1041—1048）宋夏激战正酣，折继闵率部死守麟、府二州，在朝廷大军主力屡遭败绩（如好水川、定川寨之败）的至暗时刻，折家将顽强地守住了西北防线，成为朝廷难得的慰藉。

　　“藩镇”世袭，自主权柄。朝廷授予折家知州兵权，允许其世袭，并保留部分财权（如地方赋税支配）和人事权（部将任用）。这使得折家能在朝廷框架内，适时恰当地招募蕃汉精兵、组织防御，如著名的“府州子弟兵”，他们忠诚度高、熟悉地理、英勇善战，使之形成高效强悍的地方防御体系。

　　折家将的辉煌，根植于北宋中前期对边疆世袭武将的依赖与包容，是朝廷在边疆治理中不可替代的将门。北宋朝廷成就了折家将的荣光，“世袭知州”，折家将守护了北宋江山，“稳如长城”。

　　王安石变法：

　　强兵梦下的皇权风暴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顽疾。其军事改革中的“强兵”部分，矛头直指旧有军事体系的弊端：禁军疲弱、指挥不力、财政负担重。据《宋史·王安石传》中记载“改诸路更戍法，推将兵之法”“置将副，专掌训练，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兵无所更戍。”然而，其改革路径却带有强烈的朝廷集权色彩。

　　将兵法（置将法）：打破旧制，收回指挥权。王安石的将兵法初衷是改变“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沈括的《梦溪笔谈》）的弊病，固定将领与部队的统属关系，提高训练和作战效能。可实质是由朝廷直接任命“正将”“副将”统辖禁军，驻扎指定区域。这直接冲击了折家将等边疆世袭武将赖以生存的根本——对本地军队的专属、世袭指挥权。朝廷派遣的“将官”逐渐接管了折家军核心部队的日常管理和指挥权，折家将的“帅”位逐渐被架空，沦为朝廷新体系下的普通将领或为配角。折克行虽仍为府州知州，但其麾下精锐部队的指挥棒，很大一部分转给了朝廷派来的“将官”。

　　保甲法：重构基层，削弱地方武装。“保甲法”的初衷是建立民兵组织，维护地方治安，寓兵于农。无战事兵为民，烽烟起民转兵，即减少正规军负担，也成为后备兵源。事实上这给折家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兵源争夺。“保甲法”将大量青壮年纳入国家控制的民兵系统，挤压了折家将传统的、基于地方效忠和个人威望的募兵空间。府州本地的好勇青壮，被纳入保甲编制，折家再想如从前般一呼百应、自主招募精锐亲兵，变得困难重重。《宋史·司马光传》中，记载着“保甲法”让农民“舍其所熟，习其所不熟”，结果是“武艺未成，而农业尽废”。在《宋史·兵志六》中，则记载了在“保甲法”推行后，官吏为求政绩，强迫百姓为保丁，甚至“笞挞禁锢，终不免行”，导致民怨沸腾。一面是折家将募兵困难，另一面则是官吏硬核手段强权兵役。

　　其次是基层控制权转移。保甲组织由朝廷任命的官员（保长、甲头等）管理，削弱了折家将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力。其赖以生存的地方根基和兵民一体的组织模式被朝廷的垂直管理网络“切割”“稀释”。

　　还有就是财政集权，收紧地方钱袋。变法的核心是通过“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将财权最大限度收归朝廷直管。折家将过去享有的相对自主的地方财权，如支配部分本地赋税以养兵、筑城、抚恤等，这些都被极大紧缩。军需补给、装备更新、赏赐士卒等高度依赖朝廷调拨。这直接对折家将形成扼喉之效。一旦朝廷财政紧张，拖延、克扣折家将粮饷便成为常态，直接削弱其养兵、备战和维持军队士气的能力。折克行晚年就曾为军饷匮乏、朝廷补给不足而忧愤不已。

　　变法旋涡与党争阴云：

　　折家将的窒息环境

　　变法激化了新党和旧党之争。《宋史·王安石传》记载了王安石为推行新法，如何排斥异己，重用支持者，从而形成党派之争。正因如此，折家将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恶化。

　　一是战略摇摆，自毁长城。新旧党对西夏政策截然不同。司马光等旧党一度主张放弃部分用鲜血换来的战略要地（如米脂、浮图等四寨）以求息兵，这对浴血守卫边疆的折家将是巨大的战略背叛和心理打击，使其浴血奋战的成果化为乌有，也严重影响了朝廷在边军心中的威望。虽然后来旧党政策未能完全推行，但朝廷高层的分歧与反复无常、战略短见暴露无遗。

　　二是人事倾斜，功勋被抑。新党为推行改革并掌控军权，倾向于提拔依附自己的新将领，而刻意压制或边缘化传统的、可能带有“藩镇”底色的世袭武将家族。折家将在重大战役中，一度扮演策应配角，核心主攻任务和随之而来的显赫战功多被新党提拔将领获得。折可适虽忠勇善战，但晋升之路明显不如朝廷派来的将领。

　　三是猜忌加深，信任坍塌。变法强调皇权至上，本就对地方实力派（特别是武将，如折家将、杨家将等）猜忌日深。党争中各派为攻击对手，常捕风捉影，诬陷边将。折家将作为手握重兵的地方世族，更容易成为被猜忌和防范的对象。北宋末朝政对其的限制、监视远多于信任与支持。这种持续的猜忌氛围，极大挫伤了折家将的忠勇之气。

　　衰败之路：

　　从将星黯淡到靖康悲歌

　　在变法及后续党争的综合作用下，朝廷通过“将官”系统，削弱其募兵能力、控制财源，一步步抽空了折家将作为独立边防单元的核心要素，他们从高度自治的“藩镇”，降格为朝廷统一军事中一枚淡化的棋子，折家将世袭主权逐步瓦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核心地位边缘化：在西北战场，朝廷更倚重禁军主力和新锐将领。折家将在重大战役中常担任策应、守城等任务，获取战功很难，当“背锅侠”倒是容易许多。在1081年至1082年间，北宋对西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战略进攻，史称“五路伐夏”，是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目标的直接体现。

　　《宋史》中有记载：“每出必胜，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在历次与西夏作战中冲锋在先，并明显占据上风的折家将，虽然参加了“五路伐夏”战役，却被彻底边缘化，处于被动的配合角色，最终造成“五路伐夏”以惨败告终。

　　经济根基的动摇，财政集权使其仰赖朝廷鼻息，军费匮乏成为常态。军备废弛、士气低落、人才流失接踵而至，到第九代折家将家族整体实力下滑。

　　忠诚与信念的瓦解：朝廷的战略短视、党争不断、信任危机、持续猜忌和军功封赏不公，严重伤害了折家将对朝廷的忠诚与归属感。当“为国守边”的崇高信念遭遇相互猜忌、冰冷的现实算计，其精神支柱能不动摇吗？

　　靖康之变（1127）成为折家将悲壮的终章：国难当头之际，折可求率折家军精锐东调勤王，在太原等地浴血奋战，损失惨重。府州老家被金军乘虚攻破，西夏也乘机东扩，一个曾让西夏、辽国闻风丧胆的忠烈家族，折家将随着北宋大厦的倾倒，数百年根基就此毁于一旦。

　　王安石变法半个世纪后，随着北宋灭亡，折家将也走向了衰落，看似二者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无可争议的是，王安石变法直接动摇了折家将家族守塞的根基，也深刻揭示了一个残酷而复杂的事实：变法旨在“强兵”的改革，因其过度强调集中兵权、削弱地方主动性遭到反噬，陷入党争泥潭，最终金军南下使北宋走向灭亡。

　　毛泽东在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时曾说：“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不周知社会”内涵很多，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吏不得人，则法不得行”的问题（《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王安石的理想蓝图是构建一个更高效、更集权、更听命于皇权的军事机器。但历史证明，在复杂的北宋边防生态中，像折家将这样扎根地方、拥有高度自主性和强大战斗力的世袭力量，恰恰是维系边境不可或缺的“血肉长城”。当变法的手术刀切断了其自主募兵、财政、指挥的命脉，又将其卷入朝堂党争的漩涡时，这座“血肉长城”的崩塌便成定局，这就是折家将的悲剧所在。

　　回望宋史，北宋末期，折家将尽管受到冷落，却始终一片丹心。北宋兴，折家兴；北宋灭亡，折家衰落。折家将十代守边，是一部武将世家的忠诚与勇武史诗，也是北宋边防兴衰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动写照。北宋王朝最终在“靖康之耻”中轰然坍塌，折家将也难逃厄运。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家将的故事化作了一曲令人扼腕的悲歌，永远映照着边塞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