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濞河与大马河川道不同。没有成片的玉米、小麦，有的只是望不到头的芦苇，那些在雨季里削去皮的野柳依旧顽强地活着，这不是刮骨疗伤，这是宿命，涨水过后的满目疮痍，那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哪怕驼下了腰，哪怕枯萎了一半，都得在岁月的流沙里清洗。

　　我与巧珍不同，又何其相似。我们守着同一片土地，太阳醒来，月亮又睡去，日日又月月。巧珍热爱土地，我热爱庄稼。我喜欢她的至理名言，她说：“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哩！不比他干部们活得差。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我就这样守着山，守着水，守着核桃树，守着我的公婆和孩子。巧珍守着加林哥，我也守着我的加林哥，如初，如意，如命。

　　守，有很多种。守候，是我一生的执念。

　　龙脊梁的核桃树不能如愿，我仍要守着。曾是金果、银果、核桃果，五毛钱一个大泡核桃果时，每个农人都刨着脚下的土地，那样，城里的别墅、洋房就搬到了山里，城里的小轿车也开到了山里。供大于求时，核桃就变成了累赘果、伤心果。很多人纷纷南下，逃离村庄，当然，也丢下了土地和核桃树。我要守着最后一缕炊烟，清冷的村庄才不会死去。龙脊梁的秋天，晨雾把核桃林缝得密密实实，云海缓缓流淌而来，也会来到龙脊梁上。

　　我沿着刘巧珍的轨迹走，也沿着高加林的路径前行。

　　我曾是以全县第二名成绩入学的师范生，在校期间，不是在图书馆借书，就是泡在阅览室。当然，我也喜欢篮球，以班篮球队八号的名号，打了三年后卫，投过几个三分球，扭伤过几次脚。写几首清丽的小诗，手抄版复印的几本小册子，送老师、送同学。写的论文获了国家级的大奖。老师说，等我毕业站讲台，这张纸上的章就是凭证。我飘了，深信自己将来是个好老师，是个能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

　　毕业后，我当了一名代课老师，每个月170元的补贴坚持了两年。我是第一批参加上岗考试的人员，考卷至今历历在目。两届毕业生压在一起考，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就两个名额，定编定岗，第二年一个岗位都没分到。我作为人人羡慕的中师生，就这样黯然地退出了三尺讲台。

　　梦总是要醒的，尤其是美好的梦。

　　高玉德说：“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哩。”这是他安慰高加林的话，也是安慰我的话。回家劳动后，我的手心起了越来越多的水泡，水泡又变成茧子，茧子变硬成老茧。锄完玉米地里的草，破布条缠着的右手早已血肉模糊，手心的泡长了又破、破了又长。每天下工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用温热的盐水泡手，拆去布条。

　　后来，我找到了我的加林哥，一个失意的高考落榜生。我们在龙脊梁的脚下，一个叫安龙村的小地方给了彼此一个家。那时的龙脊梁，小麦黄了一茬又一茬，野生杨梅红艳艳地挂在林间，和着麦香的风都是幸福的。母亲常教我，人争一口气，无论在哪，不偷不抢，凭自己的精神头吃饱穿暖就是幸福的。我拿出三个哥哥给我的嫁妆钱，又让大哥担保贷款五千，买了两头母猪、二十头小猪、三十只黑山羊，开启了我信心十足的农村生活。我每天早起喂完猪，去龙脊梁背一背干松针垫圈，午饭后得把羊赶上龙脊梁。尽管循环往复，日子单调如一，我仍旧充满力气，哪怕一个月不吃一顿肉，我的力气在太阳升起时，又补充得满满当当。那时的我怀着身孕，收核桃的时节，我每天爬着跪着拾捡核桃，穿梭在一片又一片的核桃林间。由于劳累过度，加之营养不良，在家三天未能生下孩子，后来去了城里的医院，剖腹产下4.8斤的大儿子。在半麻醉的状态下，我听医生心疼地说道：“这女娃到底遭了多少罪，手黑就算了，两边膝盖、脚底板都是黑的。”

　　临近年关，添了可爱的小冬羊、小冬猪，胖猪也可出售。心里乐开了花。殊不知，顺濞河沿岸掀起了一场看不见的“硝烟”，口蹄疫正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很快，猪羊无一幸免。忙活大半年，一朝又回到了从前。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原本就穷家薄业，这下好了，还不了欠款，一家三口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内心的绝望和挣扎不亚于挂在绝壁上，进退都是难。

　　马拴安慰高加林：“年轻人，谁没个三曲两折。”是呀，不能遇到点坎坷，就消极停滞不前，生活还得继续。为了还债，为了活着，我去国道边捡饮料瓶，和我的加林哥去龙脊梁摘橄榄、挖松明子卖，还开了一大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背到街上卖。母亲心脏不好，我不敢跟她说实话，每次打电话，我都拣好的说。隔壁村有个开车的亲戚告诉母亲，说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在公路边捡垃圾。母亲怕伤了我的自尊心，特别委婉地跟我讲，公路边车来车往危险，带着孩子尽量别去路边。我们心里都清楚，只是谁也不捅破那层窗户纸。母亲时常来看望我，帮我干农活，走时，还把卖核桃的钱藏在衣柜里。我知道父亲和母亲也不宽裕，一年到头的开销全指着核桃，再就是挖点草药卖，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个云海涌动的冬至节，天格外得冷，中午十一点，顺濞河边成片的芦苇静默着，没有一声鸟鸣。龙脊梁上的晨雾迟迟不愿离去，只有田边地脚的红柿子越发红、越发透亮。我上龙脊梁捡柴，手机放在卧室充电，婆婆听见手机一直响，觉得肯定有要紧事情，就跑来山上喊我。我匆忙背上半背柴就往家赶。我只记得大哥打了21通电话，接通那刻极力压抑着悲伤告诉我母亲车祸的消息。我赶到医院时，母亲正在做检查，医生说主要伤到头部，有大量瘀血，做开颅手术只有三成把握，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我坚定地告诉医生，哪怕只有一成把握也要救母亲。那年我二十六岁，母亲猝不及防离开了我，没有留下半个字，只有心电监护成一条直线时眼角的那两行泪，那是她留给世间最后的温度。

　　二十八岁未满，我成了一个孤儿。路遥老师说：“劳动啊，它是艰苦的，但也有它本身的欢乐。”我的欢乐就在于，有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和大米，说夸张点，起锅烧油都来得及去菜地里摘菜，何乐而不为？艰苦是值得的。我的幸福就在于，公婆健在，孩子乖巧，夫妻同心。山免费，水免费，蓝天免费，白云免费，野花免费，野果免费，何其有幸！借用德顺老汉的生活哲学，归根结底，我是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我的根应该扎在土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