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最后一晚，在南京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我跟随着上万人一道趟过马路时，被横穿过来的一辆小汽车扎扎实实地压着了左脚。轮胎碾过脚面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疼，只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小汽车连同车内乘客的重量，不算太轻，比我平时在瓷砖厂里扛过的柱塞泵更沉。
随着轮胎“咯噔”一下落在地面，跖骨的缝隙间才传来隐隐的撕痛。那时的我只是站在原地发怔，没有顺势躺倒在地上。也许是看见我的表现不太像一个碰瓷的，司机连车窗都没摇下，就在“咯噔”那声后轰起油门开走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脚，新买的皮鞋被压出了棱角，像一双皮面的方头木屐，万幸的是皮鞋是打折时买的，不是名牌，甚至也不是真皮。鞋子里面的脚似乎还行，但这并不重要，谁在跨年夜还会在意自己的左脚有没有骨折呢。
那一晚，没躺在地上的我还是跟着几十万陌生人，在世纪广场的大屏幕前倒数十个数，欢呼着迎接新年的到来。每个人脸上都在闪烁的霓虹灯光映射下，洋溢着幸福快乐的表情，仿佛在即将到来的2004年里一切会变得更好。可谁也不知道，人群中央有一个年轻人的脚很疼，尽管脸上的表情和其他人一样开心，但他依然很疼。
这种疼就像高加林第一次提着蒸馍篮子走进县城，就像孙少平与郝红梅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生活的一面是馍，一面是疼。在时代的滚滚车流碾过一个个脚面时，总需要有人如实地记录下人群中那一抹沉默的疼痛。
但路遥写的不是伤痕文学，他的文字底色绝非疼痛。吃着黑高粱面馍的孙少平从未放弃追寻属于他的那个世界，正如2003年最后一晚那个未曾躺下的少年。
在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的一个瓷砖厂里，我如往常一样烧窑、搬砖、扛柱塞泵，石圪节公社双水村那个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烧出两万八千块砖的孙少安此刻与我隔空相望，也许还会互相面带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2005年的浦江镇是简单的，镇上的娱乐项目只有网吧和桌球室，以及厂门口一块能用于踢球的空地。下班后，我会跟着同事去镇上一家名叫“369”的小饭馆里喝酒。当一家饭店名叫“369”时，就意味着店里的菜大概率贵不到哪去。事实上，菜价的确不贵。素菜3元，花荤6元，纯荤9元，这是属于2004年的黑高粱面馍，我们吃着喝着，甘之如饴。
每到周末，我就会去浦东图书馆看上一整天的书，然后晚上到网吧里码字。没人给我一分钱稿费，不像孙少安烧出的每一块砖都能净挣二分五厘。2004年有了阿里巴巴和支付宝，两年后上证突破了6000点，陆家嘴三件套如洪荒巨兽般遮天蔽日，徐家汇像个永不谢幕的舞台让人极致眩晕。我却依然坐在图书馆里，读着孙少平读过的《热爱生命》和《马丁·伊登》，然后写下一段段粗糙幼稚的文字。
没有人告诉过我2004年之后的二十年会变成什么样子，正如路遥也无法完整地感知身边的一切正与过去发生无可逆转的割裂。在这种割裂面前，没有人能保持绝对意义上的冷静，路遥也不能。于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失去了晓霞，失去了秀莲，失去了那些本应永存心底的美好。
一年之后，我离开了上海，去往另一个陌生的目的地。宿舍里没有太多行李，几件衣服、几双袜子、几本书，仅此而已。一辆旧自行车送给了同事，一台旧电脑打包寄到下一站，一个旧足球踢向了天空，正如高加林“掏出纸烟，给大家一人散了一根”，从此我与这座城市再无羁绊，除了那双被压成了方头的旧皮鞋。不知道当年的孙少平离开县城时，除了在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之外，是否还会回望一眼，想起一些故人、一些往事。
我不知道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的后二十年过得如何。我不知道孙少安在失去了秀莲的后二十年过得如何。作者没写完的故事，在书本合上的那一刻起，与无数人的命运一起汇聚成漫天星辰。每个人自有归宿，作者也不能左右。
2024年，我的孩子彻夜读完了三卷《平凡的世界》，含着眼泪对我说这是她读过的最好看的书。这个年代的孩子不会明白非洲馍与亚洲馍、欧洲馍之间的区别，但她们同样知道什么是疼、什么是馍、什么是平凡、什么是抗争。有些文字会穿过时空的距离，与每一位不屈于命运的人类相遇。埃莱娜·费兰特的笔下写道：“我们就是庶民，庶民就是争抢食物和酒，就是为了上菜的先后次序、服务好坏而争吵。”可路遥的笔下写道：“因为你能痛苦，就说明你对生活还抱有希望。”
是的，当我们在讨论路遥时，我们不是在挑剔叙事技巧，不是在计较小说文本，也不是在八卦人物情感。我们是在讨论什么能直抵读者内心，什么能与20年后、40年后的人们产生共情，什么能带给人们直面疼痛的力量和勇气。
画面返回到2003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人群渐渐散去。我独自坐在南京路边的一处台阶上，脱下了鞋袜，看了看自己的左脚。脚趾一根没断，就是脚背侧面有些淤青。想到次日是元旦假期，大可在宿舍躺上一天，晚上和同事去“369”饭馆吃上一顿，脚上这点淤青也算不得什么。就像孙少平历经苦难之后回到大牙湾煤矿，还是能看见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能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
疼痛与馍，都是天赐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