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版 文化

路遥给母亲写了一门亲戚

榆林日报 | 2024年12月18日

  1982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引起轰动;1989年,我在陕北的窑洞里出生了;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母亲在坐月子期间读完了这一百多万字的故事;1992年,路遥去世了;1999年,我读到了《人生》,那年我十岁,自此我的阅读生涯开始了。

  现在回头去看,我的阅读从路遥开始,是一种必然。

  我的家乡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子洲县城有四十里路,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灿烂、无知的童年。

  1991年农历八月,弟弟出生了。休养期间,母亲在老家的窑洞里读完了刚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以及《人生》。从此啊,母亲就有了朋友。有时候是润叶,有时候是秀莲,有时候是巧珍,有时候是晓霞。我觉得润叶和晓霞是远房亲戚,秀莲是邻居,巧珍才是她的闺蜜。

  巧珍还是我从未碰过面的“姨”,为什么这么判断?是因为母亲嘴上时常挂着巧珍。母亲对她的爱、疼惜、欣赏,那是从心里来的。她比巧珍,多识几个字。她常说:“要是巧珍也识字,可能和加林哥能拉的话就多了。”她感叹巧珍,像是感叹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父亲在西安,她在陕北。他们写了很多很多信,辗转个把月送到彼此手中。我见过那些信件,扎成一小捆,藏在柜子最上层的最里面,信封开口的一边,裁得齐齐整整。

  母亲念书到初中就回家务农了。外婆孩子多,大姨二姨没有上过学,母亲是家里的老八,好歹还是送去学校识了一些字。她热爱读书,但童年时期只有一本《少年文艺》,里面的文章可以倒背如流。

  我们家住的窑洞是一长排,总共六孔,三孔是我家的,三孔是大爷爷家的。大爷爷读了一辈子书,至爱《三国演义》。他讲古朝一绝,更是唱秧歌的好手,如同《平凡的世界》里的田万有。每年正月村里闹秧歌,大爷爷就是伞头。他带领着秧歌队挨家挨户沿门子,只要锣鼓音儿起,他就举起秧歌伞,边跳边唱出和这家人对应的唱词与祝福语,出口成章,妙语连珠。

  十岁那年冬天,我串门儿到大爷爷家,他坐在锅头,手里举着一本书,书皮上写着《人生》。他将书举得高高的,和扬起的脸平行,目不转睛,看着看着伸出他核桃皮似的手,揩了揩鼻涕,眼睛泛红。

  在农村,十来岁的孩子想要儿童读物很难,除了学校发的课本,也没什么可看的其他书籍。十岁那年,我有了第一本读物——路遥的《人生》。

  我要感谢我读的第一本文学书籍是路遥写的,每个字都认识,每个场景都熟悉,那些台词出门就能听到。天呐,是那么地生动和有意思!

  十岁的孩子不懂爱情,就是看故事。我甚至在村庄里排兵布阵:刘巧珍家的自留地在哪里,一定有长着绿茵茵的红萝卜,从地里拔出来带着泥,去河里洗洗就能吃;德顺爷爷的架子车停在哪儿,车扶手用铁钉修过,长年累月,磨得钉子光光亮;王满银的红绿包老鼠药,手摸一摸,指纹里就沾染了颜色……

  甚至我学着书里的孩子一样去喊“崖(nai)娃娃”。走上任意一座山,往那最高处走,爬得高高的,就能看见更远的山头。在山间喊一声,声音就会回荡不绝。我们将回声叫“崖娃娃”,是说那崖的娃娃们就住在山里,很调皮,别人说什么,它们学什么。

  我们跑上山,朝着数不清的群山大喊:“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崖娃娃就一遍遍学“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一浪一浪的回声,来回在山上打几浪,一次比一次低,逐渐没了声响。

  看看,不止我看过《人生》,连村子里的山都听过他们的故事了。路遥作品的魔力在于,他笔下的人物活着,就在隔壁的某个村,与我有亲戚关系,只不过他们来串门儿,刚好我没在家而已。

  再等我稍微长大,就读了《平凡的世界》,如果说这个举动被视觉化,就是一个小姑娘打开了一卷地图,地图上瞬间展开了一场清明上河图似的热闹景象。

  人物敲锣打鼓般出现,不论生活多么艰难,都在积极、热烈地活着。即便是贫穷,也有很多很多的“爱”。

  少安爱家人,受苦务农照顾一家老小;他爱自己生活的土地,处处为村民着想。秀莲爱少安,浓烈、炽热,豁出命去爱。乡里乡亲也爱,他们昨天吵架,今天相帮。

  我母亲爱润叶,她爱润叶的勇敢和善良,敢爱敢恨,还对村里受苦的人格外关照。这种精神榜样多少影响了她,或者说,她自己本身的善良在润叶身上也有相同的表达。

  我们村有一位“三花狗”,他没有官名,他的存在如同田二。三花狗住在破庙里,吃喝一应都靠村里接济。他饿得不行了,就会来我家。我家的窗台角有一副碗筷,是专门留给他的。母亲看着他从土佥畔的斜坡上来,就知道他定是没讨要到什么。家里有多余的饭就给他盛一碗,没有的话,就单独煮一碗挂面给他吃。他倒是很感恩,满村去夸赞我大爷爷有一个好儿媳妇。爷爷的荣耀就这么被三花狗转让给了大爷爷。

  我爱晓霞,从小就爱。我喜欢她的大大方方,喜欢她的见多识广。路遥先生一定很喜欢记者这个职业,高加林是,田晓霞也是。冲在事件的第一线,拍照片写通讯。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大学毕业之后也在电视台做过记者,如有新闻,第一时间背着摄像机冲向现场,风风火火。我常想,自己是不是长成了小时候喜欢的田晓霞的样子。

  据说1988年的某一天,路遥哭着给四弟王天乐打电话,弟弟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赶紧从几百公里外赶了过去,结果一进屋,屋子里烟雾缭绕,路遥对弟弟说:“田晓霞死了。”王天乐这才知,是路遥写到田晓霞去世的章节了。

  一位作家,他创造一个喜欢的人物时,会倾注感情和血泪。当田晓霞的生命结束在洪水之中,于路遥来说,何尝不是一场精神别离。路遥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来到他笔下的人物,理解他们的苦难、念头、行为,从不评判好坏。他平等地爱着每一个,心怀慈悲。

  路遥的创作过程,生命几乎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他使命一般,为时代立传,记录下各阶层普通人在大时代变化中走过的曲折道路。

  《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写道:“我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了一种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或收获大小,从不中断土地上汗流浃背的辛劳;即使后来颗粒无收,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我愿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小时候读着红火,长大了才逐渐理解。这种理解需要我有了年岁,并在成长的过程中切实地遇到困难。我不敢说我遇到的是苦难,毕竟苦难的岁月已经过去。但路遥笔下拼搏的年轻人,在苦难中对抗命运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

  我在读路遥,读“读路遥”的母亲。我感激他给了我母亲一门亲戚,在中国乡村,一位劳动妇女的精神亲戚。这门亲戚从母亲延续到我,不管我的岁数怎么增长,他们永远都是十七八岁的模样,在没有朋友陪伴的日子里,他们和我永久地照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