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发现民国时期有关李棠先生的三个史料，对研究李棠精神、气象、风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榆林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第一个史料是《陕北榆林六县公民代表李棠等请愿书（维持旧界事件）》。落款是：陕北榆神府横靖定等六县公民代表李棠、赵玮、付训、谢钧、田万宝、白云鹗、郭怀仁、曹思温。介绍人：王秉衡、宋伯鲁、秦望澜、武树善、何毓璋、王学曾、郭毓璋。此文收录于《参议院汇编》一书，出版者：参议院。出版年：1919年。介绍人宋伯鲁等七人是参议院议员，有权递呈《请愿书》，也是李棠的同道中人。

　　公元1473年，余子俊修建榆林境内长城一千七百余里。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下诏允许汉民进入“黑界地”耕种，陕北许多黎民百姓迁移，北上垦荒，形成伙场经济。民国八年（1919），“绥远蔡都统倡议蒙疆设治，拟将长城以北地全部划入绥区”。陕北沿边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六县民众坚决反对，李棠被推举为六县公民代表，进京申辩。李棠据理力争，不畏强权，不惧高层压力，不顾个人安危，维护陕北人民的权益。请愿获得胜利，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六县长城以北的土地仍由榆林人民耕种。今天，我们重读这份请愿书，深感李棠及其时人的不易，更佩服他的胆略和勇气，以及为民请命的决心。

　　第二份史料是《榆林灾民之呼吁声》。这是写给“华北救灾协会”的求援电，《京报》刊登于1921年2月3日，并加了编者按：“榆林灾情重大，而各慈善团体尚未有赈济者，故该地情形殊为凄惨。兹华北救灾协会，接得该县绅士公函，报告困苦情形，并代灾民呼吁。”落款是：“陕西榆林县保卫团总付训，副梁廷辉，商会正长李棠，副长李□，同启。”

　　《京报》由邵飘萍于1918年创办，是民国时期的进步报纸，坚持做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发行量大，覆盖全国。邵飘萍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1926年因揭露张作霖军阀统治的种种黑暗被杀害。李棠1917年被公推为北六县商会会长，他在京任内阁中书长达八年，所以京城有许多朋友，他利用这些关系为榆林人民办事谋福祉。这份呼吁声反映了李棠为民请命、痌瘝在抱、先忧后乐的济世爱民思想。

　　第三个史料是《陕西旅京职官薛宝辰等上袁大总统呈》。刊登于《临时公报·附录》，时间是1912年2月26日，陕西旅京职官和学生代表共有75人签名，李棠是第九位签名者。反映了李棠拥护民主共和，反对封建帝制的进步思想。他虽身在朝廷，但心向光明。

　　我们拜访了中央党校教授王仲田先生，他详细查看三个史料，了解有关情况后说：“李棠先生是民主进步人士、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书法家，当之无愧，榆林要大力弘扬李棠本土文化。”

　　李棠一生，正如他在《祭父文》中写的“常以远大自期”。1919年，李棠卸任靖边县知事，回到榆林，此时他已54岁，完全可以写字换钱，安享晚年。但他还是一路风尘，骑马进京，勇于和都统大人叫板，乐于为民请命。56岁时，李棠秉笔急书《榆林灾民之呼吁声》，情真意切，向京华友人发出求救信号，为榆林黎民百姓呼吁、呐喊、求救。其中写道：“商业之萧条已极，生民之涂炭迭遭。天雨迟沾，收成减半，地震屡发，创痛弥深。且也叠经匪扰，死亡载于边地；连年荒歉，冻馁及于婴提。值此十室九空之际，倍增计穷力竭之忧。不呼将伯，难资生存。夙仰贵会博济为怀，痌瘝在抱，慨施相赒之雅谊，挽我无告之穷黎。”字里行间透出亲民、为民、爱民的济世思想。李棠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位书法家，他与榆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民请命。李棠29岁中举人，后两次参加会试，因不愿在卷首写恭维慈禧语而未能中得进士。李棠一生向家中索银，后人说“二老爷说：‘没见过我大哥（李棠）那么个人，一辈子不爱钱。’”

　　李棠留给后人的六字箴言是“世上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为官清正廉洁，手写大字，心系人民。他和于右任、王雪樵号称民国陕西“书坛三杰”，榆林红石峡镌刻其书法墨宝“功在名山”四个擘窠大字，钟楼四面门洞上方留有其书法墨迹，即“南控乌延”“北临雁塞”“驼峰险峻”“芹水流芬”。宁夏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宁夏大学教授杨开飞说：“李棠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陕西书法志（民国卷）》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授祁硕森说：“李棠先生是民国陕西楷书守正创新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之功力、气魄与风采毫不逊于显赫朝野的左氏与翁氏诸家。”李棠书法和为民请命的思想，永远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