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则民间谚语源自黄河，说的是从前黄河河道不固定，每次改道后，原本在河东岸的村子，变到河西岸去了。其寓意深刻，喻指世事或人的命运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盛衰兴替，变化无常，没有定数。榆林镇的明长城内外，乃至陕北秦、汉长城内外，几千年历史的变迁，正应了这句谚语。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在逝去的时光长河中泛舟，通过时间打磨的多维之镜，把历史悠久变革的“道道”透视无疑，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镇北台
朱明王朝取代元朝后，审时度势，把战略防备重点摆在北部边疆，建立军镇体制，置辽东、蓟州、昌平、宣府、大同、太原、榆林、甘肃和宁夏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重镇”，构筑了有史以来世界上防御工程规模最大、跨越距离最长的“万里长城”，形成“三大奇观”——“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在东海之滨，“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雄踞在西，“万里长城第一台”榆林镇北台在中，镇北台被称为边郡之咽喉、镇北之锁钥。
镇北台位于陕西榆林城北四公里处的红山之巅，有明代长城烽火台中占地面积最大、气势最宏大磅礴、建筑最高（三十余米）“三最”之美誉。镇北台既是烽火观察指挥哨，又是贡市监控台，是明朝“隆庆议和”与“和平互市”的产物，“蒙汉一家”开创边关和平环境的历史见证。台呈正方形，台体为内夯黄土外包砖石的实心构造，共四层，由下至上逐层缩小，首层底部外包砌方石约二米，其余台之各层均包砌青砖，每层台楼四周围以女墙雉堞各层台顶外侧砖砌垛口，垛口上部设有瞭望口，各层垛口内四周相通。
镇北台昔日战略地位显赫，而今则成网红打卡地。万里晴空之下，镇北台宛如熠熠生辉的巨型宝塔。游人从北面远眺，巍峨挺拔的梯形台体在中，东西的长城插翅台体两侧，恰似欲展翅翱翔的雄鹰扑面而来，越过头顶，飞腾北方。在台下仰望其顶，千砖万石如排兵布阵一般，彰显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不由令人想起明代刘敏宽诗句：“百仞台侵碧汉边，镇当玄武壮居延。”
榆林镇
九边重镇之榆林镇，原称延绥镇，治所在绥德，为延安、绥德的合称。后移防至榆林，改称榆林镇，治所所在的榆林古城，历经多年，成为“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塞上明珠。
榆林是一座因军镇和长城而生的城市。崇祯十六年（1643），闯王李自成攻破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未能成功招降榆林，于是派出十万大军挥师北上，直逼榆林城下。守城军民誓不投降，双方激战七昼夜。义军在南城墙挖地洞轰破城池，又经五日激烈巷战，全城陷落，守城将领受俘后因拒降被杀。
康熙十四年（1675），定边、怀远守将起事叛乱，接连攻克定、靖、怀、绥、米、神、府各州县，最后唯剩榆林坚守三月不陷。康熙帝特赐“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字以示旌表，后在城南榆阳桥边的御碑亭内刻石立碑（已毁）。榆林，由此以“硬骨头”而名于世。
明长城承东而来，飞越天堑黄河，在今府谷县麻镇，一个名为墙头村的大河畔上开头，进入榆林镇辖区，若腾龙蜿蜒向西，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再向西行。五百米左右筑一烽燧，两万米左右建一营堡，全境建有三十六营堡，至今宁夏盐池县花马池筑盐场堡，接西而去，进入宁夏。长城在榆林也被称为边墙，墙头即榆林镇边墙的开头。墙头村，缘明长城修筑而得名。
为确保防御固若金汤，榆林镇的边墙，与其他镇长城迥异，既筑一边，还建二边，在一边、二边间，还建筑规模较大的驻军营堡，每座营堡驻有守军，负责一段墙体和相关墩台的瞭望、守备任务。这就是“高筑墙”的标配加创意。提议、疏奏、创新此防御战略者，乃时任延绥镇御史巡抚余子俊。作为一代名臣，余子俊对延绥边防和发展有着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后人尊称其为“榆林之父”。
余子俊前后在陕西任职十七年之久，成化七年（1471）任延绥巡抚后，着手改变延绥镇的命运。一是“筑边墙”，依托山势地形“铲削边山”“凿山为墙”，即从墙外取土，在边墙外形成壕堑，以增加越界难度，又在崖寨空缺地建造短墙，形成包围圈；在其主持下，仅用三月，完工一条东起清水营紫城寨黄河西岸、西抵定边营花马池的长城。二是迁驻地，把先前从东胜卫后撤至绥德的延绥镇，迁移到了榆林卫，这就意味着把军镇治所驻地、防备前沿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公里，而且是从易守难攻的山区移防至平原。这在生产力尤其是交通不发达的明朝，可谓超凡的胆略、超常的壮举，大格局叱咤风云。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榆林庄，遂成明朝北方边疆重镇。
从此，朱明王朝的战旗在榆林镇边墙上飘展，传递战斗号角的烽火在各营堡、烽燧上点燃，延续达二百余年。榆林镇亦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掀开新的一页，引发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而且引起了历代史学者对此地历史渊源、人文地理的深入稽考。
石峁古城
我伫立在被考古学家誉为“华夏第一门”的石峁古城外城东门，沐着初升的暖阳，古人的智慧一刹那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将思绪拉进幽深遥远的历史隧道……东门正对着东君升起的方向，这种设计理念，展示着天、地、人一体的中华文明传统思想。
石峁古城，位于今神木市明长城内侧的高家堡。因其在明长城南侧，未开掘前，世人一直误以为是明长城的烽燧、台墩，直到1976年被考古学家发现。这座4000多年前的“石筑城”，面积达425万平方米。石峁古城遗址的发现，被形容为“石破天惊”。对石峁古城的开掘考古，是一项探源古代文明的宏伟工程，不断地揭开五千年历史的神秘面纱，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与博大精深。这里留下了43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而再往前推600余年，正是黄帝部落在陕北活动的年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五帝之首，大约活动范围是公元前2717年至公元前2599年，是古代华夏一统国家的帝王，此后才有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构筑甚为精良。漫步在石峁古城的外城、内城，望眼城廓，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结构布局，再通过墙体上城门、瓮城、角台、马面、墩台等防御性建筑，层层设防，这不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吗？建筑与考古专家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一行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从外城东门通过内城东门，走进连接皇城台进入宫城区的一条大道，眼前展现的是首开中国都城“中轴线”理念先河的古城遗址景象：皇城台门址，由外而内，依次由广场、瓮城、墩台、主门道等设施构成，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设置广场的先河。对如此引人遐想的建筑风格，我更多考量的是这座古城遗址选址的军事价值。古时战争频繁，许多血缘相近的氏族便联合起来，共同推举一位军事首领“王”，由其代表部落联盟进行对外战争。到氏族时代后期，王已成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也正基于此，石峁古城的建筑不仅从居住、生活着手，其更注重防御功能。
石峁古城内城、外城、皇城台三城的位置关系，依山势而建城墙的，古城南滚滚流淌的秃尾河，无不显示着其防御功用。皇城台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金字塔形。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间，依山势而建，城墙用石料砌成。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城墙越沟连接，将石峁城址环形闭合起来，形成封闭独立空间。最引我注目的是，外城的军事建筑“马面”及“三城”的“瓮城”、东城的“哨所”等，这些军事防御作战工事的价值，远比稳固墙体结构重要得多。
马面和瓮城，是古城建筑防备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冷兵器时代军事需要在城墙建制上的反映，它提供了以最经济、合理的方法，来使用兵力和兵器的可能性。登临古城墙，就会发现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就会有形似马头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建筑，这就是马面，或称为敌台、墩台、墙台。平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功用，是为了与城墙互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来犯之敌。其建设的原则是，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瓮城”，是“瓮中捉鳖”“关门打狗”的防御作战特需建筑，世人对此耳熟能详。
从杨家城到统万城
明长城榆林镇段，两侧古城众多，几千年烽烟不断，战马嘶鸣，甲戈遍野，可谓一城一历史、一堡一传奇。由石峁古城向东北行几十公里，在窟野河东岸，我们进入了杨家城。
杨家城史称麟州，系唐、宋时期重要的西北边关重镇，也是神木治所的前身。位于今神木市城区北十五公里处店塔镇杨城村，规模浩大，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北宋年间，杨家将英雄群体世守此地，故称杨家城。
麟州故城，始置于唐开元十二年（724），弃于明正统八年（1443），历时719年。故城西濒窟野河，地势东高西低，依山势逶迤而筑，东城、内城（紫锦城）、西城（西关）三位一体，三城雄踞，相互照应，相联依存。这是宋朝对西北设防前沿，与明长城不同，宋代选择的是天然屏障——涛声不断的窟野河及悬崖绝壁、山峰高耸之地域。
杨家城城廓浩森，杨家将的故事令人肃然起敬。我更迫切想知道的是，宋朝西北边陲为何烽烟四起，不绝于时？察辨宋人设防与明朝同异，领略几代杨家将的战斗风采，沉浸在杨门女将“十八寡妇征西”的悲壮故事之中，思绪快车在烽烟滚滚的历史悠长轨道中神驰，继而又回到国泰民安的孜孜追求愿景思考之中。
古代建筑城池，选址原则不二，杨家故城既为州城驻地，又是军事要塞，城山一体，凭崖踞险，易守难攻。时至明代，明长城利用故城北、西、南之城墙，并在故城东北修建烽火台三处，使古堡防备更臻完善，设营过境，既减少工程量，又利用古堡，两全其美，各得其所，是神木境内明长城重要的一段。
依依惜别杨家城，沿着榆林镇长城继续西行，一路领略曾经点燃起烽火的烽燧、营盘，接受国防教育洗礼。途中，伫立在明长城横山段的一处烽火台上，当地人指着远方一个村落，无不自豪地告诉我，这个村庄名叫“李继迁村”，你别看村子小，却有着大历史大故事，藏着古城烽烟主题曲中一个奇特的篇章。与北宋数十年烽烟迭起的西夏王朝先祖李继迁，就是从这里起事。继而其孙李元昊另立“门户”，建立西夏，从而形成当时辽、北宋、西夏三足鼎立之势。西夏王朝持续189年，没有被北宋征服，却在成吉思汗后裔铁骑下轰然倒塌。推翻西夏的蒙古军队，就是踏着明长城构筑之前的土地，一路狂飙西征，战胜西夏的。
位于靖边县明长城北二十余公里处的统万城，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大夏赫连勃勃所建。
大夏史称胡夏，由雄踞于今陕西关中、陕北及甘肃陇东、宁夏固原、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匈奴族赫连氏，于淝水之战后建立，存在时间仅24年。其都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村，因城墙为白色，俗称白城则。统万古城内城虽已残缺不全，但遗址仍然高达数十米，白色的墙体、凸立的马面、高耸的角楼，清晰地勾勒出都城的轮廓和规模。公元418年，赫连氏族的豪贵赫连勃勃，趁关中空虚之际，率大军南下，进攻盘踞长安的东晋势力，旗开得胜，次年在灞上登帝位，改元昌武。占据关中后，众臣建议建都于物华地宝、钟灵毓秀的关中平原，但赫连勃勃力排众议，选都城于朔方。之前，已命大将叱干阿利，差十多万汉、胡之众，历时六载建成，号称比唐城还大三分之一，居民有二十万之众的统万城。
以靖边统万城为中心，顺时针远距离环察，匈奴赫连扩地关中之南是秦岭山脉之天然屏障，西、北、东三个方向数百公里外，黄河流经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套平原、陕晋大峡谷，在潼关流入河南境内，形成黄河几字弯，这就使得大夏及其都城被天堑黄河C形护卫，匈奴赫连近千公里半径的辖地远外围，就形成一道天然的O形战略防御体系。从中距离看，南有白于山脉，并有东西流向的数条水系，这样就形成了对南部的第二道防御系统；近距离，南北都有高地、河流合围防护。由此，大夏所占地域，以统万城为核心，形成由远及近约1000公里范围的层层自然屏障。在冷兵器时代，统万城不能不说是一个理想的战略核心要地。
从盐场堡到龙州堡
榆林镇明长城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内外地形地貌极具特色，南山（坡），中滩（平），北沙（漠），河源纵横、梁峁相嵌、滩川交错。长城以北有二百多个内陆湖泊，当地称为海子。
沿着长城边的“盐马古道”西行，至三十六堡之盐场堡，即进入连片耀眼的盐海子之域。
盐海子不仅波光粼粼，而且采集的盐堆积如山。盐湖群古代属定边营堡统辖，开采始于秦汉，昌于唐宋，盛于明清。花马池盐湖所产之盐，民间称白盐、花盐、老湖盐，它色白、粒大、质优，保鲜效果好，是食用盐和腌制盐的精品原料。
万顷银湖三里廓，十分景色九分盐。盐湖“朝取暮生，暮取朝复，取之不竭”。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客商来此购盐，悠悠驼铃声，伴着《赶牲灵》的陕北民歌，高亢激越，空灵缥缈，相伴白云，逸达远方。
离开盐海子，我们来到红碱淖海子南岸。传说，王昭君当年远嫁匈奴，沿着秦直道一路走来，进入尔林兔草原，下马回望，乡关万里，千般感慨，万般惆怅，驻足七天，以泪洗面，于是一汪六七十平方公里的红碱淖海子形成了。王母娘娘为此感动，便派七仙女下凡，各持一条彩带，从七个不同的方向舞开，引来了七条季节河，同时流入红碱淖海子。
其实，红碱淖海子是清代起逐渐积水而成的年轻湖泊。在蓝天、金沙映衬下，海子水势浩渺，波光潋滟，绿中透蓝，如明珠，似宝石，令人如临梦境一般。这儿还是鸟的世界，系全球最大的珍稀濒危鸟类遗鸥栖息地。春秋两季，各类珍禽候鸟，结伴而来，遗鸥翱翔，天鹅展翅，鸳鸯戏水，鱼鹰穿梭，白鹭追逐嬉戏，金雕横空掠过……
西来一片太行色，东去千秋无定河。沿着长城东流的无定河，至波罗堡，因芦河汇入，河面宽阔达千米，河水静静地流淌，铺展开湿地美景。站在堡上眺望，湿地蜿蜒曲折，线条柔美，草木葳蕤，鲜花粲然，牧牛悠哉；夕阳晚霞，落日余晖，一幅“长河落日映古塔”的奇景，壮美无比，难怪历史上称波罗堡为“小扬州”。
从波罗堡西行约百公里，我们来到靖边龙洲镇。龙洲镇史称龙州堡，系榆林镇明长城三十六城堡之一。因其丹霞地貌纹形酷似波浪，峡谷纵横，被称为波浪谷，其复杂的岩石层面，是由一亿五千万年前侏罗纪就开始沉积的巨大沙丘构成。沙丘不断地被一层层浸渍了地下水的红沙所覆盖，天长日久，水中的矿物质把沙凝结成了砂岩，形成了层叠状的结构，宛若时光的年轮，犹如大地的指纹。龙洲丹霞地貌以红色为主，酷似火焰在黄土高坡燃烧。
登高望去，红色砂岩石恰似彩云追月，七彩缤纷，绰约多姿，红色、赭红色相间的图纹，鬼斧神工般刻于沟边、峁上、山巅、河岸，一条条、一片片、一圈圈、一点点，花纹酷似波浪，形态颇拟万物之状。不同角度望去，如峡谷瀑布、如一线天堑、如祥龟望海、如情人对诉、如凤凰展翅、如芙蓉出水、如金鸡独立、如猛虎下山……还有闫寨石窟，凿于悬崖峭壁，平添几多历史的厚重、沧桑。
“天下一家无内外”
有城必有道。与大秦帝国一样大气的秦直道，南自咸阳起，过庆阳，经延安，从沮河支流大南沟水源头进黄陵县境内，经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在安塞区王家湾乡与靖边县青阳岔镇郑石湾交界处，入靖边境。此后，皇帝、大吏出巡，遣兵输粮，民众交通，皆循此道，直至清朝年间逐渐荒废，失去交通干道的作用。
榆林镇长城，就依偎在秦直道左右。榆林镇明长城两侧，古迹迭出，史料也随之不断翻篇，颠覆、刷新着我们的历史认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榆林镇明长城两侧，汉、蒙民族文化融合，和谐相处。至清朝，两次放开限制，内地居民可越过长城合伙“盘地”耕耘，明长城外新的社会结构——“伙场”随之闪耀登场。
伙场，也称“伙盘”，意为“结伙盘场”“伙聚盘居”，民间俗称“搭伙种地”。《怀远县志》载：所谓伙盘者，居民出口种地，定例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踞，故名之，犹内地之村庄也。其中“出口”为出长城关口简称。
陕北地方志记载，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开放边墙（长城）外五十里以内地，准许汉民跑田种地，结伙盘场，春耕秋归。乾隆元年（1736），又在原开放边外地界之北，开放三十至五十里，蒙古族王爷按地亩收租税银两。到清末民国初年，乌审、扎萨克两旗王爷除大量招募汉民租种土地，收租得银外，为了维持其逐渐扩大的奢侈生活支出，大量变卖连接汉民住地区域的土地，使其民众又北上，伙场随之扩大。
伙场的产生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民族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伙场从走种方式的跑田种地，变为定居耕种，逐渐发展成为集镇、城市，形成汉、蒙民族杂居地区，产生了独特的伙场经济、伙场社会。而作为种植粮食和牲畜草料的地域，伙场历史沧桑神秘。在伙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伙场人历尽世事变迁，饱尝艰辛困苦。
伙场地处边关，历史上战事频繁，加之朔方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只有同舟共济，方能战胜来自自然的、人间的各种灾难，形成了“打虎须靠亲兄弟”的自我保护格局。旧社会，地处特殊地带的伙场，需备防御匪患的设施、器件和精神、本领。因而，伙场人有尚武练功的传统。大的伙场还建有“寨子”，遇有土匪抢劫，人们便进入寨子对峙、抵抗，相机反击。
伙场的规模大小、质量高低、成员人品优劣，还是融入社会的门票、走南闯北的路条，甚至是商品交换的信誉卡码。伙场汉、蒙群众间不断深入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伙场内的特色文化。
清朝康熙帝《出塞》诗云：“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正是对伙场文化的认同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