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焕九（1886—1957），名映霄，以字行，陕西绥德人，毕业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教育家。民国年间，做过绥德中学管教事，榆林中学学监，榆林道尹公署二科科长，吴堡县、保安县（今志丹县）、西和县县长，甘肃省政府秘书，陕西省民政厅妇女教养所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榆林中学副校长，并被推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52年为陕西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笔者在榆中就读时，崔先生已年届七旬，虽然身体衰弱，但仍坚持在职工作。前几年，我从先生之长孙振亚处获得先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用毛笔书写的一篇《自传》复印稿，其中简要介绍了先生的履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我乃榆中学子，出于对先生的尊敬，自然对其颇感兴趣，仔细阅读觉得很有价值，现将其介绍并解读于下。
家门世系——
崔焕九先生系陕西绥德县城北崔家圪崂人，曾祖父以农立家，祖父昆仲（弟兄）三人，耕读并重，父亲为清代岁贡生，从教授徒，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任绥中学国文教员，终身教读。先生一兄一姊，兄入州学成秀才，后经营家中农耕事务，姊嫁米脂县张姓家。显然，先生出生于一个耕读传家的朴素家庭。
求学之路——
崔先生幼年时，其父外出授徒于私塾，1893年，先生八岁时即随父开始在私塾读书。 1900年因遇灾荒，五十余口大家庭生活无法维持，“遂议析居”，即协商分家。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先生于是辍学，从事农耕整三年。在此期间，先生亲身经历了农村农民耕种的实际生活，熟悉了农业生产的许多基本常识，体验到春种秋收的艰辛，同时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大事，劳动伟大，农民光荣，“从此不敢贱视劳动人民”。1903年第二次随父外出就读于私塾。1904年考入绥德州中学，三年后毕业。1908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离开学堂返回陕北家中，结束了一生的上学生活。从私塾到州中学，再到高等学堂，前后读书十五年，增长了知识，丰富了阅历，为后来步入社会打下了基础。
步入社会及初入榆中——
1912年，崔先生出任绥德中学管教事（相当于今之校长），次年任县教育局局长，这两个教育机构先后被裁撤，于是转入县教育科任科员。1917年离职外出，遍游北京、南京、武汉、西安等地，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想境界。次年返回家乡绥德，重理农业。其时，学友杜斌丞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陕北，担任了榆林中学校长。 1919年秋，杜公函邀先生到榆林，担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学监兼教员。据说1924年4月，榆中丁级学生毕业前，杜校长要在红石峡刻字留念，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由李子洲建议，杜斌丞批准，崔先生写了“力挽狂澜”四个大字，镌刻于红石峡石壁，抒发了师生振兴中华之远大抱负，为榆林中学在历史长卷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25年秋，先生担任了榆林道尹公署二科科长，因工作繁忙，于是辞去榆中学监一职，仅代少数课程并兼任文牍。这是先生第一次进入榆中，一干就是八年。
两任县长及再入榆中——
1927年春，先生出任吴堡县县长，次年一月辞职返回榆林。据说他上任时带去三百块银元，离任时只剩下一百二十块，当了一年县长，净亏一百八十块。离开吴堡时，百姓夹道欢送，并赠一顶“万民伞”，以表达对他廉政爱民的感谢之情。1928年夏，复入榆中授课，兼任文牍，这是先生第二次进入榆中。服务两年后，于1930年秋出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县长。该县原榆中学员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分任县内高小校长、教员、团务等职。刘志丹因陇东军事失败，亦返回保安。先生与他们“以榆中师生关系，又转为官绅关系，彼此情投意合，无异家人弟兄”。志丹回县后，又开始做革命工作，招兵买马，吸收同志，力如、子宜等暗中协助。事为八十六师井岳秀派驻延安部队觉察，不断派人到县侦查。先生“除尽力辩护外，并将各种情况，转知志丹，经常与其基地白沙川取得联系，声息互通”。保安县长任内的五个月，幸得平静发展，未出大事。
赴省及出省从政经历——
1931年三月，崔先生离开保安返回榆林。其时杜斌丞已辞去榆中校长，赴省任潼关行营杨虎城部高级参议。六月，杜公函电邀请先生赴省；七月，先生以行营秘书名义，随同杜斌丞等十余人，前往甘肃考查军事政治，八月返回。十月任省府地方税整理委员会委员。1931年十二月，孙蔚如军长奉命率三十八军赴甘肃平雷马政变，杜斌丞亦随军前往。（按：雷马政变，亦称雷 马事变，是1931年八月兰州发生的一场政治事件，由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与马文车发动，关闭兰州城门，软禁甘肃省主席马鸿宾，建立了以马文车为省主席、雷中田为省保安司令的临时政府）孙军长率部队打进兰州城，雷、马逃跑，政变平息。随即成立甘肃临时省政府，孙蔚如军长兼任省主席，杜斌丞任省政府秘书长。其时，杜公连续发电邀请先生赴甘肃工作，先生于1932年一月初抵达兰州，任省政府秘书处秘书。同年六月，孙蔚如被解除所兼省主席职务，先生由省政府秘书转任省财政厅秘书。 1933年六月，出任陇南西和县县长，这是先生第三次担任县长。次年一月辞职返回兰州，结束了甘肃两年半的从政岁月。
回陕从政及三入榆中——
1935年春，崔先生由兰州回到西安，是年秋任民政厅所属之省妇女教养所主任，历时五年。 1940年春辞职，奉省赈务会委办榆绥两区平粜事。所谓平粜，指遇到荒年，官府按平常价格卖出粮食，以稳定粮价，救济灾民。同年年底平粜结束，任榆林一区专署参事，主办区属赈务事宜。所谓赈务，是指赈济贫困的事务，特指为灾民、贫困人群提供帮助和救济。1947年秋复回省立榆林中学任国文、历史教员，这是先生第三次进入榆中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被任命为榆中副校长（校长由榆林专署副专员霍仲年兼任），主持学校工作。到1951年写自传时，先生前后在榆中服务十四年，在绥德从事教育工作五年，担任慈善救济十二年，三次出任县长，不满二年，共计工作三十三年，其中曲折艰辛，自不待言。自认为：“赋性愚拙，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对政界生活，始终过不惯，唯对教育工作，甚觉安心。”表达了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之情怀。
拥护革命之事迹——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崔先生与知友杜斌丞商议：“我们虽未参加革命组织，但今后任到何处，绝不挡革命的路；并约对于革命青年，随时随地尽力庇护。”1931年由保安返回榆林后，获悉井岳秀电令驻延安部队逮捕保安曹力如、王子宜等革命青年的消息，曾两次派人送信，嘱其迅速离开保安，以避危险。但他们“为职务所羁，不肯离开，终入敌人网罗”。据说后经党组织营救，脱离险境。此外，1931年冬谢子长到长安，次年到兰州，先生均尽力予以协助，予以掩护。1940年由西安回到榆林，至1949年榆林和平解放的近十年中，曹力如和刘文蔚等革命同志几次到榆林，经常与先生取得联系，但先生自认为“在实际中未能尽到协助力量”。在多年亲身经历中，先生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是正道，他拥护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危险环境中，支持革命，保护革命青年，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对杜斌丞烈士之怀念——
《自传》最后，崔先生感慨地说：“现则全国解放，革命成功，平生两次同学，三次同事，情同骨肉之知友杜斌丞已因革命而成仁；而我则一事无成，颓然老矣！感怀身世，惭恧何名。”杜斌丞先生为追求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暴政，于1947年10月在西安成仁就义。杜斌丞是崔先生的知心朋友，在革命事业将告成功之时，惨遭匪帮毒手，崔先生对此大为震痛，并谦虚地认为自己“一事无成”。杜斌丞殉难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下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据说，为纪念杜斌丞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根据省上的建议，将杜斌丞任榆中校长时所建图书馆命名为“斌丞图书馆”。榆林中学于1954年举行了图书馆命名揭牌仪式，主持学校工作的崔焕九先生题写了条幅“先生之品，良玉精金；先生之质，翠柏苍松”，高度评赞杜斌丞烈士的金玉品格及松柏节操。
……
崔先生的《自传》写于1951年虚龄六十六时，此后他又在榆中副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六年，由于年老体衰，负担过重，终于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不幸于1957年离开人世。崔先生前后在榆中服务三次，共计二十年，是一生工作的多半时间，为榆林中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崔焕九先生的一生，是曲折的一生，非凡的一生，为革命奉献的一生，我们应该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