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颖僧（1888—1962）名思聪，号“圁滨山人”，横山响水堡人，民国年间第一个留学日本的横山人，曾任定边县、神木县县长。2022年，在曹颖僧先生逝世60周年之际，神木市政协从民间收藏者张亚军处收集到部分《曹颖僧自传存稿》约5万字，记载了传主从1903到1936年33年期间的亲身经历，涉及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众多。今就其中内容“曹颖僧与榆林中学”作一解读，与读者共同探讨。
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堂（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四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实行“癸卯”改制，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要求“官立诸学先就府治设一中学堂”“以为绅民设立模范”，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农历甲辰年（龙年），榆林知府光昭筹银子4万两，将榆阳书院改为榆阳中学堂，为全国419所中学堂之一。首任榆阳中学堂总理光昭，满洲正红旗人，国子监生员。为纪念他创办榆阳中学堂的功绩，榆林中学以他的名字命名光昭广场。
榆阳书院始建于明朝弘治八年（1495），历经明清两朝几经兴废，到清朝同治年间由延榆绥总兵刘厚基重修。刘主政榆林10年，自任山长，还有一个刘山长是榆林人，名叫刘增泰，进士出身，光绪年间主讲榆阳书院15年。榆阳书院培养出的人才很多，最出名的有两位书法家，一位是赵敏增（1851—1925），红石峡摩崖石刻“气壮山河”为其书写，另一位是李棠（1864—1924），红石峡摩崖石刻“功在名山”为其手笔；两位名医，一位是郭瑞西（1870—1947），人称“郭一服”，意思是一副药就能搞定，另一位是袁硕甫（1874—1941），榆林县正堂孙玉堂题赠他“功同良相”匾额，上世纪20年代初曾任榆中校医。还有张季鸾、王军余也曾就读榆阳书院。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从神木府谷佳县怀远榆林五个县筹措经费，1905年光昭离任前将榆阳中学堂改为“五县中学堂”，曹颖僧、郭维藩就读。郭维藩1905年入读，曹颖僧1907年入读。
据《曹颖僧自传存稿》记载，曹颖僧1903年娶怀远堡李春雯为妻，1904年生子，1905年入读响水堡韭菜沟私塾，1906年就读怀远县立高等小学堂，1907年夏同三弟曹思喜一起考入榆阳中学堂。自传存稿对中学堂的三位教习作了介绍：“主教高晴轩，分教为合阳萧荣绶（玺臣）、石泉叶宝书三人，肄习年半，余兄弟蒙萧老师熏陶，文学科目，始有进步。宣统元年（1909）中学堂萧、叶两师辞馆，教务不振，余同三弟应县令李仁山的召选，送余二人赴西安省立两级师范学堂肄业完全科，冀培吾县来日师资造就。”高晴轩，名普煦（1873—1924），榆林城人，清末廪生。自幼聪颖、善思，后随五叔高枫（咸丰进士）到福建就学，从名师研读经史及近代科学，尤喜研数学。返里后任榆阳中学堂教习。1915年至1916年，曾任陕北二十三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我国近代著名画家、旅居台湾的榆林籍人士王军余先生晚年所撰《榆林地方简志》中写到“榆林人教数学者自晴轩开始”。
曹颖僧对西安省立两级师范学堂情有独钟，称其为母校，郭维藩与曹颖僧兄弟为同窗好友。民国二年（1913）三人同时毕业，曹颖僧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郭维藩回榆林出任榆林殖边学堂校长。民国六年（1917）7月，曹颖僧学成回国，京师大学堂毕业的杜斌丞到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第二年，杜斌丞接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经郭维藩极力举荐，曹颖僧出任榆林中学学监。关于这段经历，自传存稿是这样记述的：“三弟宴榆恒茂奎号，余应邀至城，晤王卓如同学。是时，榆林中学学监出缺，介绍余继任是职，始得识井公菘僧。时公任陕北镇守使，邀余数谈，垂青频频。兼挚兄维藩亦在座，对井吹嘘。入校接事，冬后三月，匆匆返校，斌丞返米，即嘱余代理校务。”曹颖僧三弟在榆林城主办的一次饭局，使得曹颖僧与井岳秀相识，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八年（1919）上半年，余宣勤课程，教授手工，自觉成绩杳然。五月间，崔焕九到校。余奉王卓亭道伊命，赴陕北各县。”曹颖僧代理榆中校务期间，曾经提倡勤工俭学，并且亲自给学生教授手工，估计学生对此不感兴趣，故“成绩杳然”。
民国十五年（1926）7月，榆林中学学生与井岳秀之子因看戏发生冲突，学生罢课。横山中学学生100多人集体罢课，到了响水堡，准备去榆林声援。关于此次学潮，自传存稿是这样记述的：“横山邑校全体学生大罢课，全校百余学生轰然来响，声称赴榆声诉当局专横，三弟尾随亦归来。县长刘治堂怒学（生）哄闹，蛮不讲理，以沉静态度，未加镇压。旋井公闻讯，特派杜斌丞校长来响，谆谆劝解后，全体学生始恬然安服回校。三弟从此辞去校中职务，刘治堂亦事后至榆谢罪。一番风波，始告平静。”这次学潮在陕北影响很大，曹颖僧从中调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后，曹颖僧曾经两次在榆中大操场参加大会。一次是1935年年底，张学良、杨虎城来榆林视察防务，协调八十六师与八十四师的关系，在榆中大操场召开整训大会；一次是1936年年初，井岳秀意外死亡后，在榆中大操场举行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