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找“名人”站台，也不先入为主“序”，自己执笔写后记，是我所著小说的惯例。

　　本小说的主人公叫马伯雄，我的祖父叫姬伯雄，他们都是陕北米脂人。前者是无定河东杨家沟的，后者是无定河西姬家石沟的。他们是同一时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人，是小说让他们合二为一，来共同展示那个波澜壮阔的陕北革命画卷，齐声讲述陕北人民荣辱兴衰的屈辱史、苦难史、奋斗史和辉煌史。

　　创造历史的人类，也是历史的演员。生末净旦丑，你方唱罢我登场。小说中的米脂县马氏庄园大地主马瑞琪与榆林城大资本家万友善，以及他们的儿女们亦是如此。小说以一系列真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构架，将陕北建党、米脂闹红、榆中学潮、蒙汉边贸、军阀独裁、土匪盛行、无定河畔和榆林东山惨案，以及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军东征、《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始末、米脂参议员的“精　兵简政”提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三打榆林城并和平解放，甚至开国大典等重大事件，在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前提下，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将信仰不同、道路分歧、爱恨情仇、利益博弈、生死搏杀的主人公，请上异彩纷呈的社会大舞台，通过惊心动魄的事件场景、丰盈复杂的人物内心历程，娓娓道来非凡岁月的不非凡故事，阔步走入不同人物的灵魂家园。

　　小说展示最多的，非祖父姬伯雄莫属。他一辈子在书写人生，直到1996年3月21日，写完99年人生的最后一页，也就是到了小说的结尾（这里作一说明，因为小说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小说中将姬伯雄参与“精兵简政”提案的撰写与签名，以及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荣光片段，改为参加讨论过“精兵简政”提案，参加开国大典时由城楼改为坐在观礼台上）。

　　祖父的一生有过许多辉煌，但最辉煌的莫过于开国大典站到天安门城楼上了。1949年10月1日，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正式代表的身份，姬伯雄荣登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祖父的这段历史，是我无意中发现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他写字台的抽屉里，我见到书中夹着的一张油印请柬：姬伯雄代表，十月一日下午三时，邀请你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您参加过开国大典，还站在天安门上？”我的问题唤醒了祖父的回忆。当年，他是作为全国工商界的十五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的。9月初，他从延安出发辗转来到北京。9月21日，政协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开幕，六百多名代表佩戴证件进入怀仁堂，庄严地参政议政，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人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等一系列重大决定。

　　10月1日下午，全体代表从下榻的北京饭店出发乘车来到天安门。此时从城楼上望下去，广场上几十万群众汇聚成欢乐的海洋。下午2时50分许，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走上城楼。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2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来自陕甘宁边区的12名代表。席间，毛泽东逐个给大家敬酒，敬到祖父跟前时，他风趣地说，姬伯雄，你姓姬，是周文王的后代嘛！宴会后，毛泽东还给每人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要求大家为新中国建设继续做贡献。

　　我真正对祖父的了解，是他以99岁高龄辞世后，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刘澜涛、马文瑞和中顾委委员郭洪涛、常黎夫4人联合署名，发表在《陕西日报》（1996年5月22日第二版）的长篇回忆文章里得知的。文章高度评价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并说他为人正派，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守正不阿。

　　19世纪末，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祖父降生在米脂县无定河畔。1917年，考入省立榆林中学第一期，在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杜斌丞先生的培养熏陶下，学业突进，立志救国。榆中毕业后，回米脂从事教育工作，与革命学生安子文、刘澜涛、马健翎、常黎夫、高仰云等教学相长，进行各种爱国活动。1929年来到北平，先在国民四十七军高桂滋军部任译电员，后到西安任杜斌丞先生的秘书。1932年被派到甘肃，任靖远县禁烟善后局局长，为“靖远兵暴”提供支持与帮助。次年他回米脂出任教育科长，坚持正义，排除干扰，尽心竭力维护、促进了米脂的教育发展。1941年当选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员并成为参议会主席团成员。在李鼎铭先生的倡导下，他亲自起草了著名的“精兵简政”提案，与李鼎铭等十一人签名提交，引起巨大反响。为响应发展边区经济的号召，他创办起公私合营的米脂万合毛织厂，对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1946年，他再次当选边区第三届参议员，会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业局副局长、交际处副处长和米脂县县长等职，参与并领导了边区经济建设和米脂土地改革。1949年6月1日，作为榆林军管会的成员，随解放军入城，接受国民党22军的和平起义。

　　在外人的眼里，祖父是一个坚定信仰、活出自我的典范。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身板挺直，衣衫整齐（不少衣服还打着精致补丁），极具幽默感的小老头。

　　祖父的耳朵，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被炮弹震聋的，从此后，任何人与他对话，他要么是吼喊，要么用笔交流，为此常弄出笑话。如过年燃放的鞭炮，他会幽默地问，你们放的是“哑炮”吗？一次，省人大的一领导来家看望，问他睡觉咋样，他说水饺，哦，能吃二十个，惹得在场的大家忍俊不禁。那年，来榆视察工作的国务院某副总理点名要见他。两位曾一同共过事的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热烈地用笔交谈边区和绥德警备区的往事，其热闹程度比起常人用语言交流毫不逊色。

　　20世纪70年代，祖父还在榆林县政协上班，大院里有一棵遮天蔽日的老杏树，每年端午前后挂满黄灿灿的杏子，满院飘香，我等孙儿们却只能“望杏止渴”。祖父对垂涎三尺的我们说，黄杏绝不能摘，因为是公家的树结的。叮咛完毕，总会掏出五分一毛钱让去街上买的吃。他住三教庵附近，成百户居民门前有一道百米长的土坡，每当暴雨过后被冲得七零八落。雨过天未晴，他便召集我们挖土填沟。完工后每人发一毛五，让买电影票作为奖励。

　　祖父一身正气，淡泊名利。担任榆林农校（工业学校）校长十七年，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反右斗争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农校，他对“上”抗争，使全校未划一名右派，堪为全国罕见。改革开放后，有多次机会到西安和北京定居，但他总是以不给组织和领导添麻烦而婉拒。1985年，我随他参加杜斌丞纪念馆开馆仪式。省委某副书记和地委书记到房间看望，发现他住的是单间，马上指示工作人员让出自己的套间给祖父，并说姬老如想当官的话，会当得大多了。的确，对仕途淡然的祖父，官位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局长，一步步做回到榆林的校长和县政协副主席，貌似走在仕途的下坡路上，但他踌躇满志，不忘初心，胜似闲庭信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犹如他在冬天窑洞里的火炉子上，优雅地煮着热腾腾的咖啡，淡然从容，极其满足。

　　有人经常问我，在已出版的小说中，哪本是最好的？我并没有答案，没答案其实是最好的答案。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天赋一般，能写小说，不过是注重有趣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不断获得自我认知，就产生叙述和分享的冲动而已。我的明显问题，是语言张力缺乏，行文更无多少诗意，这是文学修养和理论素养不到所致。能力的不足，常让我诚惶诚恐，这也是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旱码头》出版热卖后，曾有作家推荐加入作协，我却不敢加入的原因。宽慰的是，为竭力组好词、造好句，讲好故事，我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当有人翻看我的书，就是我前行最大的动力。谢天谢地，谢读者朋友了！

　　我是喜欢文学批评的，如果有人对我的书提出批评，发出尖锐的声音，我由衷地道一声，谢谢！没有文学批评家，哪有文学评论家？只可惜，当下鱼龙混杂的文学作品“研讨会”，多是赞美会、吹捧会与献媚会，而本该有的文学批评，却是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当文学评论只有一种赞美的声音，那是十分可怕的，既然可怕，也是我从不研讨的唯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