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传承千百年不衰的已有文字标识的“经典文化”，自然是经过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们创造的结果。

　　米脂明清时代的二十几位文武进士，都是人中之龙，每一位都是厚厚的一本书，每个人都与米脂文化密切相关，所以县志照例都会为他们作传。但为米脂地域文化所作的贡献，能够流传至今、影响最大者，当数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艾希淳和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高增爵二人。

　　米脂第一位进士艾希淳的故事，笔者以前多次写过，就不再饶舌。这里要说说高增爵对米脂历史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据民国《米脂县志·高增爵传》《高增爵墓志铭》《高增爵德政碑》以及高增爵《北山草堂诗选》自述：高增爵（1863—1932），字少农，出生于米脂城内东高氏世代书香门第。光绪辛卯（光绪十七年，1891）考中举人，第二年联捷进士，授内阁中书（从七品），充玉牒馆（管理皇族谱牒事务的官署）修校。后保升知府，庚子（1900年）分发四川眉州知州（从五品），时值社会动荡，高增爵剿土匪，亲民众，眉州大治。调署资州，救灾黎，惩教士，民感其德。不久升任成都知府（从四品），政绩斐然，继署夔州、重庆，再补成都，所至均以廉干称。深得四川历任总督岑春煊、赵尔巽、锡良、赵尔丰倚重。光绪三十四年（1908）擢授四川巡警道（正四品，加二品衔），万事开头，井井有条。宦蜀十余年，官民好评。1911年为丁母忧归里，未及返蜀，适逢革命军兴，钦赐光禄大夫（从一品），任命高增爵为陕西宣谕使。民国成立，袁世凯重其才，1913年10月强命高增爵出任陕西民政长（即省长）半年，“到期，7次电辞而去”（这是出自《北山草堂诗选》高增爵自述。与宋联奎撰《高增爵墓志铭》中说“则视事浃月辞去”，在时间上略有出入）。既而，袁世凯又让他担任河南省长及山西省长，皆不就。民国三年（1914）任民国参议院议员、大总统府顾问。1922年寓居天津。民国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70虚龄。

　　高增爵对米脂历史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为米脂创造了“翔凤”一词

　　《米脂万丰高氏宗谱·艺文谱》收录了高增爵《创修城南翔凤桥记》一文，其文曰：“吾邑当南北冲衢，环城清溪流绕。由东而西，古名流金河。平日一衣带水，褰裳可涉；每逢盛夏，山洪暴发，骇浪惊涛，瞬息即至。当大雨时行之际，涉水者恒有戒心。水涨时，阻滞行旅，动淹时日。有县治以来，即受此患，匪伊朝夕。辛亥岁（1911），余奉讳归里，绅耆有议建筑此桥者，余极赞助之，允捐资为倡导。适丁世变，事不果行。癸丑岁（1913），商县华文卿先生（即民国县志第七册所载县长华钟毓，字文卿，1912年秋任，民国三年丁父忧卸任）来宰吾邑，下车咨询利弊，以建城南桥为当务之亟。官绅合力筹集巨款，延邑绅冯君汉章（即冯云城）、艾君芝亭（即艾如兰）、高君愉亭（即高寿恺）、赵君蕙斋（未查到其名，不知是不是赵俊英？）暨族弟敬轩（即高增虔）、子锦绎（即高增爵长子高锦绎，字和亭，米脂有名的大财主）及绥德刘君步云（未查到其名）等，同董其事，监工修造。民国三年（1914）四月开工，四年五月竣工。桥长十有四丈，宽二丈六尺，下开五洞，上护双栏，规模宏大，为陕北巨观，计费青蚨七千六百余缗。

　　华公未竟事而卸篆，继任神木阎俊臣先生（即县长阎廷杰，民国三年任）、成都张先识先生（即县长张骥，民国四年任），踵成其事。时阅两年，官经三任，历尽艰难，始底于成，洵非易易也。

　　闲尝独居深念，自有县治，几近千年，前之人胡不计及此，留以待后人？继思前人处朴陋时代，官民以息事为心，后人处大同时代，地方以交通为要。方今南北各省，凿陆通航，铺轨引车，通商惠工，日新月异。所处时代不同，人心趋向亦异，非前人拙而后人巧，抑非后人华而前人实也。人情乐于享成，艰于谋始。桥成已数年，虹腰跨水，雁齿排云，邑人熙来攘往，履险如夷，较之无桥时，安危不啻天壤。然非官绅一心，众议佥同，岂易奏此肤功？

　　邑父老欲垂久远，驰书与余，商定桥名。余闻形胜家言：邑城为凤凰形，最高处曰‘凤凰台’。因拟名‘翔凤桥’。北有盘龙，南有翔凤；灵物骈至，钟毓斯厚；地灵人杰，古语有征。从兹邑人有志四方者，翱翔云路，鹏程万里，此桥为发轫之始焉。父老曰善，桥名遂定，是为记。”

　　此碑记未留下写作的具体时间，当年建立在翔凤桥边的石碑也早已损毁无存，令人疑惑的是，1933年高照初主编出版《高氏宗谱》时，收录了高增爵此碑记，而1944年他主编出版的民国《米脂县志·卷之三政治志·翔凤桥》以及第七册《米脂县志·纪事志》，却未收录亦未提及高增爵与该碑记。只提民国“十四年王县长登甲立碑桥侧，题名‘翔凤桥’”。导致1993年版《米脂县志·交通　志》第三节“桥梁涵洞”只记载：“……民国14年（1925），题名‘翔凤’，立碑为记。”但该版县志编者显然也并未查阅《高氏宗谱》，不仅这里未提及翔凤桥由高增爵命名，就连“人物传·高增爵”中也只字未提。就这样，高增爵对家乡极具地域文化价值的这件事，未见诸地方“正史”，时近百年，往事如烟，不再被芸芸众生所记挂了。甚而至于有人可能会将“翔凤桥”的原创与王登甲立碑题名“翔凤桥”混为一谈。

　　但我们综合上述资料，可知：桥建成于民国四年（1915），立碑在民国十四年（1925），历经整十年，而高增爵碑记中说“桥成已数年”，显然为桥命名及撰写碑记的时间应在1925年未满十年之前。当时，家乡父老写信给寓居天津的高增爵，拜托他为桥命名并写碑记，欲垂久远。高增爵遥想家乡米脂城形胜，由盘龙山和凤凰岭引发联想，“龙凤”二字，意象匹配，意涵祥瑞，联语一平一仄，进而由静态的“盘龙”，推敲出动态的“翔凤”。以“翔凤”命桥名，呼应“盘龙”，立意高远；对邑之“有志四方者，翱翔云路，鹏程万里，此桥为发轫之始焉”，寓意美好。且后人更解读出“翔凤”一语双关，暗扣“米脂婆姨”，创意高妙。进士诗人，文字底蕴，十分了得！

　　地域文化一旦升华为历史文化，会产生强大的经典效应，这一点连始创者高增爵当初也未必会想到。“翔凤”一经飞出，鸣动天地，影响久远。“翔凤桥”竟然成了“米脂新八景”之一，不仅高增爵自己在“米脂八景诗”中写了题为“翔凤晴波”的七绝五绝各一首，还引发了米脂当时另一位律诗高手李承藻先生的诗情，创作了一首《翔凤晶波》，诗曰：“喧阗阛阓起弦歌，朱雀横飞利涉多。势接雄城通紫塞，澜安金堰走银波。青畴夹岸蔬盈圃，丽日暄天水泛鹅。我乘长虹行坦道，莫将世路叹蹉跎。”

　　这里的“长虹”，就是喻指翔凤桥的。诗歌叙事描写，情景交融，理趣豪迈，鼓舞人心。

　　米脂人民深爱着“翔凤”二字，这两个字眼，多少年来一直挂在米脂人嘴上，也不知多少次出现在各类作品之中。最为奇妙的是，后来竟然由翔凤桥又衍生出了“翔凤山”——即南关娘娘庙所在的小山头（现经考证，本山原名“龙子山”，由于靠近龙山“南寺”——亦名“福慧寺”，俗称“和尚圪堵”）。据米脂多位历史文化学者回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根本没有“翔凤山”之名，八九十年代随着南关娘娘庙会的兴起，“戏剧海报”上时不时出现“翔凤山娘娘庙会”字眼，遂成惯称。其时，“翔凤桥”已经彻底改造，面貌一新，原桥名不再被年轻人熟知；而以南“翔凤山”与北“盘龙山”对举，恰得其妙，亦不失为一件人文地理的雅事。于是，约定俗成，“翔凤山”从此叫开了。高增爵先生在天有灵，也许会为此叫好吧！

　　他留下一部《北山草堂诗选》

　　这是米脂进士中迄今发现唯一留存下来的一部诗集，在米脂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诗集的编纂，始于1932年夏高增爵在世时，他写信给好友长安人宋联奎，希望由宋审订出版。后来，高增爵于当年不幸病逝，宋联奎挑选了近300首，于1933年审订作序，1934年两人昔时在川宦友王人文亦予作序后以《北山草堂诗选》为名出版。诗集中一些思想内容进步和艺术价值较高的诗歌，风格直承杜少陵，古风《潞河行》《乡民谣》《牧歌》大有杜子美《三吏》《三别》那般忧民的思想情怀，代民直呼“农人敢怒不敢言”。诗人反对军阀混战，揭露战乱造成的巨大灾难，《丙寅（1926年）春暮读史感怀》开篇诘问：“中原杌臬苦兵多，吸尽脂膏可若何？”末尾喟叹：“世有桃源能避乱，太平鸡犬我甘为。”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东北事变后，诗人一连写了多首诗抒发爱国情怀，批评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如《杂咏》诗云：“辽水东流战垒新，汉家忍辱说和亲。可怜十万貔貅士，不及田横五百人！”宋联奎在《序》中将这类忧国忧民、抨击内战、主张抗日的大义凛然的爱国诗篇评价曰：“沧桑之感，黍离之悲，皆至性至情之所流露。”可谓中肯而恰切。

　　诗集中有大量游子怀乡的诗篇，热爱家乡、赞美家乡、怀念家乡，就是在今天来看，也是满满的正能量。如《七律·我家》：“我家无定河东岸，唐汉沦为古战场。前代六盟垂带砺，边城千里事农桑。黄金堰远宜蔬果，黑木川深足稻粮。苦恨年年常作客，每逢归雁便思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增爵是米脂所有进士中唯一一位写“米脂八景诗”的作者。根据他《北山草堂诗选》收录情况看，他是先写五绝八景诗，后又补写七绝八景诗的，但具体写作年月不详。他的八景诗，总体上说，音律严谨，声韵和谐，语言凝练，意象鲜明，浓浓乡愁，寄于笔端。如他的《七绝·翔凤晴波》：“彩虹天际落长桥，日暮溪流涨暗潮。弱女浣衣停万杵，桔槔声里听歌谣。”第三四句，写得“诗中有画”：为什么两岸许多浣衣的女子一齐停下手中捶打湿衣的木杵呢？这是由动到静，原来周围桔槔吱扭吱扭打水浇田的农夫唱着高亢的信天谣吸引了她们，再写由静到动，第四句回答了第三句而完美作结，把中国旧时基层市农生活写得生动壮美。而诗中“砧杵”和“桔槔”，正是唐宋明清诗词中屡见不鲜的传统意象。

　　事实上，高增爵《北山草堂诗选》中的许多应答作品，亦有“台阁体”痕迹，但瑕不掩瑜，整体上还是有着极高的艺术和文史价值的。

　　他获赠徐世昌题写“古银州”墨宝

　　现在看来，高增爵对米脂历史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特请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为米脂题写了“古银州”三个大字。

　　徐世昌（1855—1939），直隶天津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人物，书画家，国学底子深厚，字卜吾，号菊人、东海、水竹村人、东海居士，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长期为小京官，结下广泛的人脉网。他在考取举人前即与袁世凯为盟友，早在袁小站练兵时就为其谋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得袁世凯器重，但袁称帝时他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1916）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启用他为国务卿，民国七年（1918）十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他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是民国初年有名的“文治总统”。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被迫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人欲拉拢徐出山为其服务，被严词拒绝。1939年病逝于天津。

　　徐世昌比高增爵早六年考中进士，徐在翰林院，高在宗人府，同在朝廷为官有过两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二人很可能已经相识相知。袁世凯并不认识高增爵，宋联奎所撰《高增爵墓志铭》中“项城袁公闻其才，起公为陕西民政长”，很可能就是来自徐世昌对袁世凯的提议，还有一条理由就是高增爵后任“大总统府顾问”，也应该是徐世昌任大总统之时了。这里有《米脂高氏宗谱》所收录的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大总统徐世昌褒扬高增爵夫人辞为证，可见二人关系之不一般。“大总统褒曰：‘赤鳞庭涌汲泉，昭广汉之名；丹穴台封题字，壮怀清之色。兼而有之，不可及也。尔米脂高常氏，生长名门，于归士族；眉齐鸿案，德曜原贤；手腕鹿车，少君有礼。舞莱衣之綵，夫倡必也妇随；传韦帐之经，师资而兼母教。葛妙贞是女菩萨，功德遍乎十方；杜子美咏太夫人，起居荣乎八座。如此行谊，允矣褒扬。于戏！读《郑氏孝经》，妇德俱备；作《大家女诫》，坤道孔张。畀以楔题，光乃门望。荣典，民国十一年三月，之玺。’”徐世昌这里完全仿照明清时“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的用辞及语气格式，并且以民国大总统名义给高增爵已逝常夫人最高褒扬，其实质是对高增爵的最高礼遇，两人关系，可见比较密切。因为徐世昌当时不仅是民国大总统，他还是著名的书画家，他的墨宝，可不是随便能够得来的。这个题辞时间很具体，是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而徐世昌通过高增爵为米脂历史文化题词还有两幅，一为传说唐代郭子仪来银州巧遇仙女得“大富贵亦寿考”六字祝福，民国年间刻在北门川灵应殿附近的石畔上，后被毁；一为现在还完好悬刻在小石砭石崖上的“古银州”三个大字。这两幅题字勒石的主持者，都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县长严建章。据李睿女士《‘古银州’石刻》一文介绍，具体放大临摹在石畔上者为当时米脂著名书法家李承藻和常备武。

　　但《高氏宗谱》却没有记载这两幅题字，县志对徐世昌为高增爵的三幅题字，虽有记载，却都没有注明题字时间。1922年，北洋军阀各派系斗争激烈，直系军阀将矛头直指徐世昌，在徐世昌焦头烂额之时抽出时间为顾问高增爵题字，给足了高增爵面子，高增爵肯定不可能以这种琐事多次打扰，所以笔者以为三份题字索性一次完成的可能性很大，即都是在1922年三月。

　　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为米脂题写“古银州”三字，并刻在要津小石砭之高崖上，写出了银州在一千三百余年间寻置寻废，级别由银州而银川郡而银川城而银川寨，地址由党岔而永乐城（即马湖峪，一说为碎金驿）而米脂，明嘉靖二十一年版《延安府志》就已经称米脂县治城为“银川”，明末由李自成为驿卒而著名的圁川驿（亦称银川驿）即置于米脂城内，而康熙版《米脂县志·建置》称米脂上城为“古名毕家砦，又为银州关”。于此可见，古银州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变后，米脂城成为古银州的最终归宿。

　　实事求是地说，米脂如果没有高增爵，就没有徐世昌的“古银州”题字；而没有这三个遒劲挺拔的历史性题字，米脂城就会缺少厚重的历史分量，因此米脂县“千年古县”的殊荣也要大打折扣，如此看来，高增爵对于家乡米脂历史文化的贡献，千年不朽，厥功不綦大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