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鉴今谈纪检_榆林日报
 
第A6版: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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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2日

以古鉴今谈纪检


郝晓龙

《旧约·传道书》有云:“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翻阅史书,历史似乎确实像在宿命般的回环中不断重复着以往的事,每一个朝代兴衰背后的原因都惊人相似,这一事实让“以古鉴今”蒙上一层阴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常以“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区别来破除这一悖论。其实,从心理层面讲,以往封建社会的每一个朝代都会有这种“有史以来我第一”的自我意识,自认为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今时今日,我们谈“以古鉴今”,既不盲目夸大差异,也不刻意回避差异,准确把握“恒量”与“变量”,以古证今,指导实践。

从最根源处讲,纪检工作面临的最大一个恒量是人性,从原始社会到如今,人的私欲都没有发生变化。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个体无法独立生存,不得已而“天下为公”,那时不存在腐败的经济基础。生产力进步到社会资源有剩余,人性的贪婪便暴露无遗,腐败便伴随着人类社会至今。从古至今,不管多么完善的制度,都要由人去执行,而一旦牵涉到人,就面临巨大的不可控性。昔孔子有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朱熹有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谁能保证“典守者”个个公正无私呢?

从经济角度讲,生产力的进步为腐败提供了基础,从政治角度讲,权力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这是第二个恒量。无论皇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但凡有权力,就必然有腐败。但恒量中又藏着变量,权力的性质在变,这也是我们当下“以古鉴今”所要分析的最重要差异。皇权社会,皇帝贤明则法度严,皇帝昏聩则法度乱。几千年来,监察制度虽然完备精细,作用却时好时坏。民主社会,人人平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受法度约束,权力不再受某个人的善恶喜好左右。但在法治还不够健全、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当下中国,权力的予夺,一定程度上还在受人的左右,且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消除。

从社会角度讲,纪检工作面临的另一巨大恒量是社会心理。中国社会以血亲为纽带的基本构成特点,几千年积淀下来,使得中国人已形成坚不可破的“人情为先”意识,遇事无论大小,必先找亲戚熟人,只要“朝中有人”“关系过硬”,即使“心里无德”“事不占理”,也不成问题。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越到地方基层,问题越严重,可谓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从文化角度讲,纪检工作拥有的是一个正面的恒量,即几千年积淀的廉政文化。出于维护统治考虑,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廉政建设,古代监察制度自春秋战国时便已萌芽,到秦代正式建立,历代不遗余力加以完善。与之相应的便是对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视,从思想家的“君子之道”,到史家的“循吏列传”,再到民间对诸多“青天大老爷”形象的传诵,无不彰显着“廉洁”“公正”等价值取向。

古与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以古鉴今,便要在异中见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指导当下实践为最高原则。纪检工作,实则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可变层面的建树,去约束人性层面不变的私欲和贪婪,古代社会数千年的积淀,足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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